周总理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新闻报道要勇于革新
北京饭店宴会厅里，灯火辉煌。欢声在排成了一个大弧形的人群中沸腾着--政府要人及社会名流，在列队迎候贵宾的到来。突然，笑声凝固了，周恩来总理陪同胡志明主席走了进来。不一会，欢笑声又突然从人群中爆发开来，在大厅中回荡。原来，周总理陪同胡志明主席，朝着“大弧形”走来，并且向贵宾介绍着每一位迎候着。人们低声赞叹着：“他，好象对谁都熟悉。”“他，了解每一个人！”
到了吴冷西面前。周总理侧过脸对胡主席说：“他是中国最大的新闻机构--新华社社长。”
“噢，嗅，新华社在国际上可有些名气啊！”胡主席用中国话说，“我们那儿也有新华社记者。”
“可是，他们有些记者写东西总是老一套，公式化，概念化。”周总理爽朗的笑声中夹着严肃，诙谐的语气里带着批评，“定型了。”
我在一旁听了，脸上刷地一下红了起来，一直红到耳根。我觉得周总理似乎不是在谈别人，而是在批评我自己。因为就在几天前，周总理还曾向我指出，我们写的外事新闻好象是一个模子造出来的，除了换一换名字外，几乎看不出一点儿变化。他要我们想法革新一下。
胡主席仰天大笑。“在我们那里也一样，记者太机械了。”
当胡主席与吴冷西寒暄的时候，周总理转过身来问我：“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谁立下的规矩，写宴会消息，一定要讲‘在热烈友好气氛中进行’？”
“我也不知道。”我难为情地说，“我们只是按惯例办的。”
“惯例也可以打破嘛。”周总理顿了一下，又说：“当然，改，也要一步步来。你每次都写气氛‘热烈友好’，一下子不写了，人家反而会起疑心。要是读者见多了，你不提气氛，人家也会习以为常。”
我当即向他请示：“那么今晚的宴会消息，是不是就可以改一下？比方，通过现场上的活动，来把出席人员的名单带出来，同时也就反映了气氛。”
他面露喜色，点点头：“那好嘛！”
这件事发生在50年代中的一个夏天。当时我在新华社总社从事政治时事采访，非常有幸能经常接近敬爱的周总理，不仅亲身感受到了他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和堪称风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情操，而且亲耳聆听了他对我们的采访报道工作的许多深刻、亲切、中肯的教诲。就拿这次在他招待胡主席的宴会上发生的这个小镜头来说，它在周总理日理万机、辛劳繁忙的一生中，不过是非常普通的一件小事，而它却难以磨灭地铭记在我的心上。
周总理非常关心培育记者，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同记者谈心，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严格要求，勉励记者又红又专，关怀记者的成长。他对记者的谈话常常是就某项报道、某篇稿件或某个具体问题而发的。虽然不是长篇大论，谈话的时间一般也都不太长，但是精辟深刻，言简意赅，很有针对性和启发性，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给我的教益非常大。他寄予殷切期望，也是教诲最多的，是关于提高记者的政治和业务素质问题。其中，他又特别关心文风的改进。对我们新闻报道中的老一套，公式化，框框多，照抄照搬，没有什么创造，文字呆板，不生动活泼，词汇贫乏等现象，他经常提出批评。我还清楚记得，1955年夏天，在印度文化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前，周总理批评我们外事报道，除了一大堆名单和“在热烈友好气氛中进行”外，见不到一点现场活动的情节和任何变化。为了使工作有所突破，他还具体指示各有关部门，趁这次印度文化代表团到外地参观和演出之际，采取一些措施：一，歌舞团和舞蹈学校要派出一些演员或学员随团活动，这样既可以陪一陪印度演员，又可以向人家学些舞蹈节目；二，新华社、人民日报及其他中央新闻单位要派记者随团采访，以便能写些生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报道，而不要老是干巴巴的那一套。后来，代表团去大连等地访问演出时，各有关单位都执行了总理这一指示，我也奉新华社之命随团采访。就是从那以后，我们的外事报道才开始大量减少名单，去掉“空气”，把视野和笔触放在现场情节和重要人物的言行上，外事新闻也才有些可读性。尽管这样，当时我的思想仍有框框，觉得象周总理宴请胡主席这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是“十分严肃的事”，可不能“胡来”。结果，又是周总理上述这番话，给我以力量，打开了我思想解放的闸门。
周总理还一直鼓励记者“要积极活动”，“记者采访就是要打听，要了解情况嘛。”“要大胆创新，不要等现成的。”1957年5月12日，周总理在接见罗马尼亚议会代表团之前，曾同我和另一位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交谈。他问起记者在改革新闻报道中有什么困难，我们很坦率地对他讲，记者在采访中常碰到一些阻碍，比如有的单位对记者的采访就不开放，不敢谈。他点点头说，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对被采访单位来说，“这有历史原因，也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他幽默地说，“他们过于紧张了，生怕记者乱来。也有的人怕记者把事情弄错了，其实要记者一点不错也不可能。只要注意改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另一方面，“记者本身也有问题。过去记者自己就缩手缩脚，不敢大胆活动，不敢大胆问，不敢大胆写。”
“你们在文风上要不断改进，要大胆。但是，在内容上要审慎。”他提醒我们，“对于对敌斗争和对外关系的报道，是造次不得的。”
周总理鼓励我们“创新”，实际上就是要我们“创优”，使我们的报道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告诫记者，对报道的每一个事情都应该经过自己的深刻考虑，有所选择，“特别是关于外交报道，要慎重，要懂得政策，要考虑它的国际影响。”他强调说：“关于外交报道是不能‘争鸣’的，因为它不是人民内部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