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会师：红一方面军从这里走来
■杨韬 栗振宇
矗立在湖南省浏阳市永和镇李家大屋前坪的“永和会师”雕塑。 黎 浩供图
“会师”，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我军相对弱小，红军之间的会师常常带来革命力量的增强，随之带来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和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中，记录着这样一次重要会师：“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二十三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这段表述足见这次会师的重大意义——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在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红一方面军，正是从此时开始迈向新征程。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成红军两大军团的这次会师？他们为何会选择在永和会师？红一方面军的成立，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在湖南省浏阳市永和镇，我们的目光停留在红一方面军成立旧址——李家大屋。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夏，国内外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局面。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爆发，战线绵延数千里。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近3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多次“进剿”和“会剿”，至1930年3月，已发展壮大至13个军，6.2万多人。10多个省的许多分散的革命根据地也因红军力量的壮大，逐步发展为连片的苏区。
随着红军和苏区的发展，各地红军乘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之机，广泛开展攻势作战，开始实行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
为此，1930年4月，中央军委发布《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提出红军要“集中组织，统一指挥”“为适应斗争环境各军协同动作起见，必须成立军团以上的统一指挥机关。”此后，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明确红军应组建正规兵团，实行“军以下有师、团、营、连、排、班的编制，各军都采取三三制的编配法”。
革命形势的恢复和好转，让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错误认为，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在6月1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及集中主力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然而，这个决议因为脱离实际、难以实现，而不被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
若干年后，朱德在接受美国作家史沫特莱采访时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
6月19日，在闽西汀州，毛泽东和朱德按照新的编制原则将红4军、红6军、红12军整编为红军第1路军（不久改称红1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1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红1军团成立后，奉命“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与此同时，担任新成立的红3军团总指挥的彭德怀认为，攻打武昌是军事冒险主义，不能马上执行。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先消灭鄂东南各县地主武装，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红军，为攻打武汉做好准备。6月13日，红3军团攻打大冶县城，并乘胜追击，一举攻占黄石港、鄂城，直接威胁武昌。
文家市大捷
历史，往往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
2020年8月，纪念红一方面军成立90周年暨第六届湘鄂赣苏区历史研讨会在湖南浏阳举行。与会专家们一致认为，红一方面军的成立是“水到渠成”。
所谓“水到渠成”，既是“顺势而为”，亦是“灵活机动”，归根结底是“实事求是”。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里，清晰记录了红1军团、红3军团会师前的动态。
红1军团从汀州向南昌进军时，根据敌情变化，灵活选择进攻路线。毛泽东、朱德先是定下“进略樟树，窥袭南昌”的计划。随后，审时度势，西渡赣江，在8月1日当天，派少数部队攻击南昌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3周年。
在撤围南昌转移途中，红1军团总指挥部从搜集到7月底8月初的报纸上获悉，长沙已被红3军团攻陷。为支援红3军团，并求得打开湘鄂赣边地区的斗争局面，红1军团决定由江西安义、奉新地区向湖南挺进。
红3军团贯彻“会师武汉”的指示时，同样根据自身实力“避实击虚”，先是扬言进攻武汉，调开岳阳绝大多数的守军后，一举攻占岳阳。随后，主动撤出岳阳，在平江休整改编后，又抓住长沙守备空虚的战机，在平江、浏阳地区数十万工农群众支援下，连打4个胜仗，成功攻占长沙并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国民党反动派急忙调兵遣将，动用数倍于红军的优势兵力抢夺长沙。红3军团只得撤出长沙。
湖南军阀何键复据长沙后，立即部署重兵三路追击红3军团。8月18日，其右路的戴斗垣部突进至湘鄂交界的文家市、孙家塅一线，公开叫嚷“围歼红3军团”“血洗文家市”，并实行惨无人道的清乡，企图置红3军团于死地，进而向宜（春）、万（载）、萍（乡）红色革命根据地进攻。
此时，这一孤悬在湘鄂边的敌军，离红1军团所在的万载县黄茅地区仅30里地。毛泽东、朱德判断：“此次敌人深入赤色区，我们赶至他们前面，他们还不知道，而敌人在屡次失败之后，消灭此敌是可操胜券的。”红1军团连夜发出奔袭文家市、围歼戴斗垣旅的命令——黄公略率领的红3军从慈化高升岭正面主攻，红4军和红12军则分别从黄茅、桐木出发，担任左右两翼的包抄任务。
20日拂晓，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文家市战斗正式打响。在主攻方向，红3军多次进攻都被守敌重机枪堵击受挫。第1纵队纵队长柯武东手举大刀，冒死猛冲，击毙敌机枪手，迅速夺取高升岭、棺材岭敌主阵地。就在柯武东指挥部队从山上往山下猛打猛冲、乘胜追击时，不幸腹部中弹，血流如注，肠子也淌了出来。他将肠子塞进肚里，用绑带扎住伤口，继续指挥追击，最终因失血过多，英勇牺牲。
战斗结束后，红军和文家市民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为褒扬英雄的光辉业绩，当时的边区苏维埃政府决定，将柯武东战斗过的文家市一带和宜春市慈化区（今袁州区）更名为武东区。
文家市大捷，红1军团一举歼灭敌第3纵队3个团又1个营及1个机枪连，俘敌1000余人，毙伤约1000人，毙敌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缴获各种枪1500余支（挺），是红1军团成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这次大捷，也客观上为红1军团、红3军团胜利会师组建红一方面军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