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疆到北疆，我的三个春节
——一位军事记者的春节记忆
■贾 永
责任、使命、担当，每一个优秀的军人，都深知这些字眼的分量。
小家、大家、国家，每一位军人的父亲、母亲，妻子、孩子，也都分得清，在使命的天平上，哪一头更重。
十六字的家书
又到春节，又到我的生日。一位年轻朋友在向我表达祝福的同时，发来了刊于2015年11月25日《解放军报》一篇文章的截图——《一个耳朵的故事》。文章的作者是我。
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还会有朋友问：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我一边回答，一边任由思绪飞起，飞向那魂牵梦绕的边关。
其实，生活远比小说精彩，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在那时的边防前线。
这个故事发生在1982年春节。夕阳快要落山的黄昏，一封皱皱巴巴的家乡来信，送到了我所在的阵地上。
在边防前线，家书几乎属于共享品。
每逢家信到来，亲如兄弟的战友们会凑在一起，有喜悦一同分享，有忧愁一同分担。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信中仅有歪歪扭扭的一行字，是我几乎不识字的母亲写来的。
“儿，速寄一张两只耳朵的正面照片来。妈。”
面对这样一封只有十六个字的家信，我百思不得其解，战友们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在第二天搭上上山送菜的给养车，匆匆赶到离阵地几十里的边境小镇，正正规规地照了一张带有两只耳朵正面的照片，连同刚刚收到的一本收录了我作品的散文集，一同寄回了家。
直到几年后，我第一次探亲，才破解了那封信的“谜底”。
事情的起因源于我的一位老乡。老乡平时大大咧咧，刚上前沿阵地那会儿，别人闻知敌情通报，都钻进了坑道，唯独他满不在乎地睡在帐篷里。夜晚，敌人悄悄摸上阵地偷袭，将他和他的床铺一起“轰”下了山。虽无大伤，却失去了右手的小拇指。
老乡退伍回家，去探望我的父母。问起我在前线是否危险，战友马虎的毛病又犯了，摇着缺了一根小拇指的手，说：“我刚上去两天就这样了，他整天在山上跑，能不危险？”当他意识到说漏嘴的时候，母亲的脸色早已白了。
过了几天，老家开始谣传我被打掉了一只耳朵。不难想象，母亲是最后知道这个传说或谣言的人。
母亲一边给我写了那封她平生写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信，一边将信将疑地着手追查这个谣言的源头。最终还真找出了“始作俑者”——那是一户和我家有些往来的人家。那家女人说得也似乎在理儿，你儿子战友上去两天就受了伤，而你儿子长年在阵地上……否则，寄回的照片，咋都是侧面的？
那时候年轻，照相时喜欢摆个姿势，没想到这种照法竟惹了麻烦。
母亲得了我的回信，高兴得不得了，每当家里来人，总是有意翻翻那本书，其实是让人家看夹在里面我的那张两个耳朵的照片。日子久了，连书的封面都翻烂了。
成长在快递暖人心的年代，如今的年轻人也许很难理解当年的家书抵万金。乘上飞速的高铁，也自然难以理解当年从内地到边疆是何等的不容易。
每逢春节也是战备任务最紧张的时候。边防军人无法回家探亲，家属们便带着孩子历尽千辛万苦赶到部队团聚。
记得有一年适逢春节炮战，一道命令传来：来队家属小孩一律离队。理由是不让亲人为参战官兵担心。谁知，家属们不干了，她们的理由同样充分：这时候回老家会更牵挂、更担心。
首长手一挥，重新下了一道命令。不仅不让来队家属离队，还让她们与孩子一起听听炮的声音。那一年，隆隆炮声取代了过年的爆竹，孩子们与他们的军人父亲一起，过了个充满战味的春节。
戍边的日子有欢乐也有无奈。我们团政委的爱人是老三届。恢复高考后，本想考大学，部队突然移防，只好带着三个孩子跟着丈夫来到边防，大学梦也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几年后，好不容易把一个孩子转回老家一所重点中学上初中，可孩子跟不上班，寒假又转回边防来。政委举手就要打孩子，妻子一手拦着，说：“这能怪孩子吗？他在这里是优等生呢。考不上内地的好学校，只能怪你让他与我们一起留在边防。”
政委举起的手重重地拍在自己胸口上：“是啊，不能怪孩子，他也和我们一样，作出了牺牲。”那个春节，政委专门把孩子带到烈士陵园，说：“军人的后代，牺牲奉献从小就开始，记住长眠在这里的叔叔，只要像他们一样去奋斗去奉献，就是将来上不了大学，同样也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三个孩子后来都未能考上大学，但正如老政委所期望的那样，个个都干出了一番事业。
四个菜的年夜饭
连续两声沉闷的轰鸣，把我和吴志帆从梦中惊醒。
就在我们两人抓起枪冲出房间的当儿，睡在一旁的排长曾生拦下了我们：“没事，是地雷！”
这是1985年的除夕之夜。我与当时的广州军区《战士报》记者吴志帆一起，采写前沿阵地过春节的故事。
节日军情紧，战士们已经撤进了战备坑道。排长曾生留下来与我们一同睡在半山腰的营房内。两支冲锋枪就放在我和吴志帆的床边。
该阵地的营房建在后山，山体被切成几近90度，墙体涂了绿色，隐蔽度极好。远远望去，绿色的营房与绿色的山峦浑然一体。
就在几年前，一场惨烈的战斗，曾经将这里变成了光秃秃的山头。曾生就是我第一次到前沿阵地采访时认识的。当时他还是班长，每天带着全班往山上扛修筑工事用的水泥部件。浑身都是泥土，猛一打眼犹如一尊移动的秦俑。
主峰阵地上的那一幕，至今也忘不了。弹坑密密麻麻，地上的土就像被犁过了一样。正在修工事的战士们从泥土中挖出了一个战友，整个人已经血肉模糊，右手还抱着轻机枪。机枪手叫段玉生，那次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就再没有见到他，没想到在一米多深的土中找到了他的遗体。
守备部队英勇顽强。不过三年，硬是在冷枪冷炮袭扰下建起了营房和永备工事，还把整个山头绿化得郁郁葱葱。
那时，一年四季总有记者到前沿阵地采访。当了师政治部宣传科新闻干事的我，也就一趟一趟不停地往前沿阵地跑。当兵四年，还未休过一次假。
那时候边防条件艰苦，裹件大衣在阵地上将就一夜，对我们来说是常有的事。可即便如此，像吴志帆这样的记者也毫不在乎，春节期间还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跑到千里之外的边防与前线官兵一起过年。
到了1985年，前沿阵地上的吃住行已有明显变化。靠着柴油发电机，基本解决了照明难题。虽然信号时断时续，也能够看上电视。只是附近边民极少，肉菜供应还不够充足。不过，也比前些年好多了。
我当兵之初是炮兵侦察兵，观察所设在一个前沿连队的阵地上。那地方方圆几十里只零星住着几十户人家，山路崎岖又不通电，除了极小的一块地方外，三面都是雷区，种不了菜也贮存不了新鲜食材，主打菜基本上是榨菜、萝卜干、海带、罐头，外加土豆和萝卜。
有个擅长美术的战士创作了漫画登在了团里的油印小报上，标题叫做《连队菜谱》，画面上的内容是，“菜谱：午餐，萝卜包菜；晚餐，包菜萝卜”。连长气得把小报甩在美术兵面前，“画个头啊，瞧你那点出息，就知道吃吃吃，咋不画画咱们身在边关胸装祖国的豪迈气概呢？”
那时候，前沿阵地流传着一首模仿夏明翰烈士就义诗写成的战地诗，叫做：“吃苦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吃亏我一个，幸福十亿人。”我们也确实像战地诗所说的那样，有种边防军人发自内心的崇高感。不过苦日子长了，总有那么几个战士忍受不了。
胖胖的胡副班长平日里挂在嘴边的就是“来个鸡肉烧茄子咋样，最好是鸡肉多点茄子少点甚至没有茄子那种”。那个夏季接连暴雨，几个星期没闻到肉味儿，胡副班长每天摇摇晃晃潜伏归来，几次定定地望着拴在坑道口的军犬呈思索状。直到有一天，当着军犬训导员的面，冷不丁地冒出了他的幻想：“如果这家伙一不小心跑进雷区，轰，咱们是不是就能吃到狗肉火锅了？”军犬可是我们的无言战友，何况那军犬还立过战功。训导员一听急了，松了牵狗绳，追着胡副班长满坑道乱钻，恨不得让军犬撕碎了他。
我把这则故事讲给吴志帆听。他笑得捂着肚子转了好几个圈说：“你把它写成小说吧，作为新闻可能发不了。连长说得也对，革命战士咋能提吃穿呢。”
毕竟是过年了，除夕夜，曾生为我们端来了四个菜，还拿来了两听罐头、三瓶菠萝味汽水。
也许是听了前面我讲的那个故事的缘故，吴志帆说啥也要送回两个菜去，反复说，“在边防怎能吃这么多的菜”，直到曾生说这是过年，坑道里的战士也是四个菜，还多了个排骨汤时，才勉强拿起了筷子。
谁知，三人刚刚举起汽水瓶，吴志帆仿佛又想起了什么，说了句等等，拿起一个包又跑进了坑道。
原来，那个小包包里是他从广州特地为戍边战士们带来的巧克力……
一位长眠北疆的连长
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的路，被没膝的大雪覆盖。茫茫大雪中，前面的汽车驶过，后面的车辆根本无法看清前面的车辆。如果不是偶尔出现的动物爪印和耳畔不时回响的阵阵松涛声，就如同进入了白色的洪荒年代。
2016年春节，我们就这样赶赴伊木河采访——31岁的边防连连长杜宏，在新的一年到来的前一天，牺牲在了冰天雪地的巡逻路上。
那是一处紧贴中俄两国界河额尔古纳河的26米高的悬崖。
崖壁上，一串带血的手印已被大雪抹去；扒开河面上的积雪，一摊血迹依稀可见。这处悬崖路，杜宏不知攀爬过多少次。谁也没有想到，在那个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黄昏，他的鲜血，洒在了他最熟悉的地方。
2016年的第一个早晨，伊木河边防连全连官兵整齐列阵，迎着怒吼的长风送别连长。战友们抬着杜宏的遗体，围着连队一步一步绕了三圈。他们要让自己的连长最后看一眼额尔古纳河畔的山山岭岭，最后看一眼大兴安岭深处的一草一木，最后看一眼白桦林里的连队和哨所。他们知道，杜宏的生命早就与这条界河、这片森林难舍难分了……
那是一次艰难的行程，更是一次感动之旅。
在连队，杜宏的床铺还像从前一样一尘不染，他的眼镜还放在他生前最熟悉的地方；在连史馆里，在连队“龙虎榜”上，爱笑的杜宏还是从前一样的笑容。在他的“军营朋友圈”中，最后一条信息，是在新年到来之际祝战友们平安。
北纬52°46′，祖国雄鸡版图鸡冠顶端的伊木河哨所，背靠界河，前拥森林，最低气温曾有过零下57摄氏度的全国最低纪录，连队至今还保留着一副冻裂的直升机螺旋桨。
长达七八个月的大雪包裹期，除了对岸的俄罗斯哨所，方圆几百里几乎没有人烟。2002年底，18岁的杜宏从内蒙古鄂尔多斯入伍来到边防连，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边防战士。2007年被保送至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深造，参加了2009年的国庆六十周年大阅兵。毕业分配时，作为优秀学员和独生子女的杜宏有机会选择离父母稍近一点的部队，但他还是选择回到伊木河……
泪水，一次次浸湿我的采访本。
杜宏，这个殉职于执勤途中的年轻连长，这个在北部边疆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军校毕业生，让我这个曾经的边防军人对新一代的戍边人，又多了一份亲近。连队当时不通互联网，手机信号也时断时续，当“青春期”遇上“大雪封山期”——寂寞，成了连队最大的敌人。
就是在这样封闭的世界，作为兄长的杜宏把一群以90后为主体的年轻士兵，凝聚成了团结昂扬的战斗集体。在边防连，我们亲眼目睹了巡逻的战友们经过杜宏牺牲的地方，面向悬崖齐声呼唤“连长”的感人场面，那一声声伴随着战马嘶鸣的呼喊，让人撕心裂肺。
采访组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气温下拍摄，每隔一刻钟，就要把镜头放在大衣中“取暖”。与官兵们一起钻密林，让我们深切感受到边境巡逻的不易；与官兵们走一趟积雪覆盖的界河，更让我们深切体会到边境执勤的艰险。他们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但边疆的风霜雪雨，早已把他们的稚气变成了坚强；艰苦的戍边生活，早已把他们磨砺成了坚韧不拔的钢铁战士。
从当年硝烟弥漫的南疆，到如今大雪纷飞的北疆，几十年过去，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但有一点始终未变：责任、使命、担当，每一个优秀的军人，都深知这些字眼的分量；小家、大家、国家，每一位军人的父亲、母亲和妻子，也都分得清，在使命的天平上，哪一头更重。
那个春节，我没有忍心去杜宏的家乡采访。在广西边防，我经历过一夜之间失去身边战友的那种痛楚。作为独生子女的父亲，我无法面对同样作为独生子女父母的杜宏的双亲。
两个前去杜宏家采访的记者告诉我，从大年初一到初六，杜宏的妻子张茜每天都在单位加班，用这种“满负荷”的工作状态减轻对丈夫的思念。杜宏牺牲的前一天晚上还与张茜通话，许诺妻子，春到雪融时，要带她到北部边疆看一看，看看美丽的额尔古纳河，看看一望无际的大森林。张茜没有想到，第一次到丈夫守卫的地方，竟是陪丈夫“回家”。
年迈的双亲失去唯一的儿子，新婚的妻子失去年轻的丈夫，他们难以承受这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然而，当这一切成为残酷的现实，他们又必须承受。生活还要继续，他们只能把悲伤默默埋藏在心底，而每当夜深人静，又只能以泪洗面。
杜宏烈士的报道，是伴着泪水完成的。妻子追忆丈夫的报道，用了这样一个标题《知道我在等你吗》。结尾是这样几句话——
“知道我在等你吗？在漫漫的长夜里，在生命中的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