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
查阅了几个版本的《词典》《辞源》，都没见到“当兵”的词条或词组。细细一想，这当兵的说法实是个俗称，庙堂是不认的。虽说“当兵”之说俗而不雅，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其约定俗成的意思是明白的，准确的，不言而喻，独一无二。古人把当兵称为“从军”，或“从戎”。《史记》第一百一十四节“东越传”中记：（刘福）旧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汉书《注表》中记：人为卒，从戎也。今天，我们称当兵的书面语一般为“参军”或“入伍”，但交谈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当兵”。再说“兵”字，在古汉语中兵的本意是指兵器，引申后才有“士卒”之意。有趣的是，在当士卒之意时，“兵”和“丁”两个字常是互用的，连动的，有点不分彼此的亲热劲。而“丁”字的本意是指黎民百姓中的成、壮年男人，古代书中常有“丁力”“丁夫”“丁奴”“丁匠”“成丁”“壮丁”等之说。如此说来，当兵似乎是男人的事，起码是在古时候。现在当然不是了。不过，现在人似乎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总是一边看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边也在看《战争让女人走开》这样的影视或书籍。这就是复杂，就是现今人和古代人的不同。
史上第一女兵
让世纪向后翻上一个又大半个跟斗，就到了距离今天一千六七百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有个大名鼎鼎的人，同样在张罗着从军的事。因其生着女儿身，无缘“从戎”，不得已，只好乔装成“丁”。此人便是花木兰，有诗赋为证：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虽是诗赋，却也是史实，中国的文史素来是不分彼和此的，纠缠在一起，想分都分不开，分不清。在翻遍手头文史典籍后，我突发奇想，觉得花木兰着实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考的女兵。有了第一个女兵后，又突发奢望，想知道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男兵。考查无果，请教高人。高人深感这问题之无聊和艰深，难以作出正面的回答，只是像诗人一样闪烁其词地说：地上有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他自己的兵。这话说得玄，但我还是有所心得，想，这当兵的历史是跟人类一样古老悠久的。
天下第一耻
花木兰是女儿身当了男儿兵，纺织女顶了万夫勇，传为世人美谈。到了南宋初时，有个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同代人，身为七尺男儿，受着高官厚禄的恩泽，干出来的事却是孺幼不如，为人不齿。此人便是奸臣秦桧。在我家乡西湖岸边，秦桧至今还跪在“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岳飞面前，为纷至沓来的后人游客深恶。尽管秦桧之耻已示众警世七百余年，但不乏后继者。远的不说，就说一个近的，是我身边人，其孙子做过我三年同学。他有名有姓，却一向被人唤作“狗崽子”，因的是他爷爷曾替日本佬当过伪军头目，官至团长，是当时我们老家县上第一号威风人物，胯下骑的是日本大洋马，腰间别的是十三响手枪，屁股后头挂的是日本大洋刀，反正一身里外都是日货。听父亲说，日本佬投降后，伪团长是第一个被拉到富春江边，当着几万民众的面被毙掉的。执刑的人走后，无人敢收尸，围观的民众纷纷上去朝尸体吐痰呸沫，几天里肮脏的口水把伪团长泼得跟一只溺死的落汤鸡。有道是：卖国求荣，苟且偷安，乃奇耻大辱，属天字一号！兵当到这份上，自是无耻至极。其实，我们家乡距离西湖仅三十六公里，秦桧跪岳飞之塑像历时已久，想必伪团长不会没见过。见过了还要仿效，就更是无耻又无耻的啦。
父亲的故事
说说父亲的故事有意思。父亲新中国成立前一直跟爷爷在富春江的支流大源溪上撑竹排，卖苦力谋生。一个夜晚，一个戴眼镜的人找到我爷爷，说有个病人，得了急病，要连夜送去东梓关看病。东梓关是富春江边的一个小镇，镇小名大，是因镇上有一高人，姓张，会徒手接嫁骨头，用现今的话说，是著名的骨伤科医生。父亲说，骨头在他手上，像针线在裁缝手上一样听话。那时没有公路，只能走水路，去东梓关，要沿富春江逆流而上。爷爷和父亲把竹排划到我们镇上码头，一只乌篷船已经在那儿等他们。船上有四个人，一人躺在担架上，裹在棉被里，看不见人样，只听得见不休止的呻吟声。另外两个人是抬担架的，还有一人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人。上船后，父亲发现抬担架的两个人，皮带上都别着乌黑的驳壳枪，在肥大的衣服里面若隐若现。十五岁的父亲见了又惊又喜，变了法子地跟他们套近乎。船到东梓关后，客人要求父亲随他们上岸，说是帮忙，实际是怕爷爷和父亲失信走掉，父亲是作为人质带走的。张大夫名不虚传，几个小时后，船又载着四人往回走，担架上的人已经减了痛苦，可以坐起身子跟人拉呱。他动员爷爷让父亲“跟他们走”，去当兵。起初爷爷是同意了的，所以船到我们镇上，父亲便抱着两件衣服告别爷爷，随他们上了岸。但走不出百米远，爷爷又追上去，反悔了，叫父亲跟他回家。爷爷说，孩子还小，等他养两年再送给部队。两年后，父亲想找他们也找不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有天父亲去县上开公审大会，大会开始，主持人说下面请赵县长宣读审判书，出来的人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人。父亲后来经常说，那天他要跟他们走了，当的就是新四军。再说，回头一年，即一九四八年，父亲已经娶妻生子，对扛枪打仗的事已经不感兴趣。然而一天夜里，他被镇上李保长下头的几支枪押去镇上，扒掉了衣服，套上一套黄不拉唧的制服，连夜被送进杭州城，塞上一辆不知去向的火车。下了火车又行军，行了军又坐船，不知要去哪里。在船上，父亲看见一船船的伤兵跟他擦肩而过，还有火炮不时在水里炸响。炮弹响一下，船上乱一回，混乱中父亲看有人偷偷溜下船，没在水中不见了。父亲水性好，便跟着下了水，直到天黑才游上岸。不用说，这就是抓壮丁，是国民党军逃走台湾前干得最热乎的事。父亲说，仅新中国成立前一两年里，村子里被抓壮丁去当国民党兵的有四十几人，几乎村上多数人家的青壮年都被抓过，有的被抓过两三次。这些人多半像父亲一样，以各自的方式开了小差，逃回家。征兵征到这地步，军队的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这样的军队，别说八百万，纵然八千万照样也要被打得稀里哗啦。父亲说，没有当上新四军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但能及时无恙地从国民党军队里溜号出来也算有幸，否则他这辈子不是白死了，就是白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