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上海党组织恢复后，中共江苏省委的秘密联络点旧址（今上海巨鹿路景华新村22号） 资料图片
年轻时的孙冶方 资料图片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不久，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1937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上海落入日寇的魔爪，但上海的租界，由于隶属不同国家管辖，日军不能进入，故被称为“孤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利用这种独特的政治形势发展起来。当时，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在上海参与领导了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的工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救亡运动，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
“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在此‘孤岛’上艰苦斗争了四年多，而在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成绩尤其灿烂”
上海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在其所占领的南市、闸北、虹口、浦东、杨树浦等地到处设立关卡，沿苏州河各桥口更是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许多地段被日军辟为军事警戒区。
这时，上海公共租界其余部分和法租界，因英、美、法等国是“中立国”而未被日军占领，但已处于日军的四面包围之中，故有“孤岛”之称。它的范围是：东至黄浦江，西达法华路（现名新华路）、大西路（现名延安西路），南抵民国路（现名人民路），北临苏州河。英、美、法等国军队在租界边界边沿装置铁门或铁丝网，并构筑工事。
其实，当时被称为“孤岛”的上海，在政治上并不“孤”。虽然，此时已不处于中国政府和抗日力量的控制范围之内，但是，由于上海租界的控制者英、美、法诸国，与日本帝国主义因根本利益冲突，而形成的矛盾和对峙，又由于日军毕竟尚未进入租界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利用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现状，通过各种形式发展起来。
在“孤岛”内，抗日言论未受到完全禁止，一度形成了独特的抗日“孤岛文化”。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爆发太平洋战争，日军进入租界，上海的“孤岛”时期随之结束。
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上海党组织，只留下中央特科情报组织和一些人数很少、分散进行着隐蔽活动的党员。党中央先后派潘汉年、冯雪峰到上海，通过鲁迅和文艺界秘密地寻找这些个别活动着的党员。1937年11月上旬，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员会，省委由刘晓、刘长胜、张爱萍、王尧山、沙文汉组成，刘晓任书记、王尧山任组织部长、沙文汉任宣传部长兼党刊主编。省委成立后，展开了“孤岛”时期新的斗争的一页。省委的工作以上海市为重点，同时领导江苏、浙江两省和沪宁、沪杭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地下党的工作，还担负开辟江浙敌后农村抗日武装斗争的重任。
针对上海沦为“孤岛”的错综复杂的形势，江苏省委及时分析了其时的形势与特点，指出：“上海沦陷后，千百万群众在日帝侵略下遭受屠杀、饥饿、流浪的痛苦，将更加激起民族仇恨和抗日情绪……日本在租界的势力必将加强，但日本对上海的占领也增加了英美法对日本的嫉视与相互间的矛盾，租界当局不能百分之百地执行日本的每一个意旨。但我们的环境必将日益恶劣。”省委决定抓紧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特殊环境，充分利用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采取合法形式，扩大群众基础，发展党的力量。
1924年在大革命时期便入党的孙冶方同志，从莫斯科回国后一直被王明宗派所拒绝接受。1936年2月，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他的组织关系重新接上，并担任了江苏省委第一任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副书记为曹荻秋，委员有王任叔（巴人）、梅益、于伶等。在上海地下文委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文化运动，在戏剧界、电影界、文学界、新闻出版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孙冶方其时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原名薛萼果，是江苏无锡县玉祁镇（今属无锡市惠山区）人，生于1908年10月24日。1920年夏，孙冶方考入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今无锡市连元街小学）。1924年7月，考入无锡公益工商中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讲堂的翻译。其时，他系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理论。1930年9月，他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后来，在陈翰笙帮助下，他参加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展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前往江苏等地调查研究。从此，他便开始从事中国经济的研究工作。1933年，孙治方与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姜君辰、张锡昌、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徐雪寒、骆耕漠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创办《中国农村》月刊，他在上面写了不少文章，宣传土地革命的主张。他积极从事左翼文化活动，曾化名孙宝山、亨利在《华年》《现世界》《新认识》上发表文章，用工厂的实际调查材料，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脆弱性，指出其中的封建剥削残迹等。
在抗战时期险象环生的“孤岛”上海，同为中共地下党员，孙冶方与沙文汉、陈修良、顾准、王元化等结识，并成为终生的挚友。
孙冶方的老战友陈修良写过《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一书，王元化读后非常激赏，说：“它使我回到‘孤岛’时期刚刚入党的年轻时代。我是吸取上海地下党文委的精神乳汁长大成人的。文委中那些至今令我难忘的人，对我的思想的形成和人格的培养，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们就是孙冶方、陈修良、林淡秋、顾准、姜椿芳、黄明，这些我视为大哥大姐的同志。”
是时，孙冶方不满三十岁，却已久经磨炼，沉着冷静，颇具亲和力。在他的副手顾准眼里，孙冶方“不拿架子，平易近人，也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而顾准才二十岁刚出头，早已成名沪上，激情四射，成为文学青年们的“偶像”。两位风华正茂的共产党人，成了“孤岛”文坛上抗日力量的组织者。顾准稍后接替曹荻秋担任了文委副书记。孙冶方、顾准两人共同主持地下文委的工作，可谓一时之选，珠联璧合，尽管顾准在“文委”工作时间不长，但仍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孙冶方和顾准精神焕发，精力充沛，致力于党的文化救亡活动，深受大家的拥戴。时隔几十年，这一印象还一直留在与其并肩战斗的战友记忆之中。王元化曾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抗战初期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顾准是我的领导。那时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文委负责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他们两人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
“孤岛”地方虽然不大，但却汇聚了上海文化界大批爱国青年和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所开展的抗日文化活动如同江潮海涌，汹涌澎湃，构成了波澜宏阔、十分壮观的革命画卷。“孤岛”的形势正如顾准所指出的：“上海成为‘孤岛’以后，最初我们对工作环境恶化的估计是过分悲观的。事实上日寇势力一时还伸不进租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和日寇的矛盾，随战局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尖锐化了。群众的抗日情绪是极高的，形势变了,上海周围作战时期那种表现形式是不可能了,他们正在期待某种适宜的形式来组织他们和表达他们的政治情绪。”（《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基于对形势这样的研判，在四周都是沦陷区的租界里，孙冶方和文委的成员们如夏衍、田汉、钱俊瑞、曹荻秋、于伶、巴人、梅益、顾准等共产党员和爱国文人、报人一起，高举抗日大旗，办起许多进步抗日报刊，与此同时，抗日救亡文学、戏剧创作也异常活跃。这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上海孤岛文化运动”。
在这里，公开和秘密出版的抗日报刊很多，一时间犹如雨后春笋破土，山花烂漫怒放，让沉闷已久的文坛耳目一新，使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为之感到精神振奋。当时，在孙冶方主持的地下文委直接领导下，公开出版的报刊有《译报》《译报周刊》《上海周报》《学习》《求知丛刊》《上海妇女》等；秘密出版的有《时论丛刊》《内地通讯》等。党直接领导的出版社有复社、北社、新知书店。
“孤岛”时期是孙冶方和他的同志们生命中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郭大力、王亚南尽十年之功的《资本论》三卷，终于译竣，文委委员梅益译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西行漫记》《上海一日》，文委委员于伶排出了《夜上海》，巴金写出了《家》的续篇《春》《秋》。这些作品，不仅在“孤岛”，而且在全国风行一时，成为激励教育一代又一代人走上革命道路的教科书。茅盾先生后来在评价“孤岛”文化运动时，曾指出：“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在此‘孤岛’上艰苦斗争了四年多，而在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成绩尤其灿烂。”
孙冶方除了组织文化艺术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之外，他积淀已久的经济学功底结合革命的热情，如火如荼，不断喷发。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社论、时评，如《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和国家资本主义》《民族解放和民族统一》《抗战建国的好榜样》《进步的一年》等，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政策，分析世界经济形势，论述民族的解放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提倡抗战建国，上海的各大报刊几乎每周甚至每天都有他的文章。
“虽然敌人是残暴的，工作是危险的，但我们还没有经受理想和现实的冲撞，我们心里的阳光还没有被任何云翳所吞没”
在孙冶方领导下，中共地下文委坚决贯彻党的文化工作的指示，把文化界的救亡运动的重心放在戏剧工作上。他们的做法是：第一项工作，组织专业性的职业剧团，由文委委员于伶等同志出面，先后组建了“青鸟剧社”“上海剧艺社”等13个救亡演剧队。这13个救亡演剧队，几乎动员了戏剧界的全部主力，其中包括著名演员袁牧之、金山、田方、王莹，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著名戏剧家洪深、宋之的、阿英、许幸之、顾仲彝等人。他们先后演出了《赛金花》《夜上海》《离离草》《上海屋檐下》等剧目，占领了整个大上海舞台，坚持和日伪殖民地文艺、汉奸文艺开展斗争，影响甚大，有些学校的学生工作，就是通过这些话剧的演出打开局面的。后来，这些演剧队大都开赴前线和大后方，其中有一部分开到武汉后划归郭沫若负责的政治部三厅领导，改编为战地演剧队，成为抗战文化的一支主力军。
另一项则是开展业余戏剧运动，广泛组织群众性业余剧团，即在职业界各个联谊团体及工厂、企业、学校成立演剧组和小型业余剧团，它们与职业的或大型剧团的配合和协作，卓有成效。群众业余剧团不仅在本单位演戏，还创办星期小剧场，挑选业余剧团中好的剧目，于星期日上午轮流售票公演，这在上海戏剧界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周恩来同志知道后曾经称赞：“星期小剧场的工作搞得非常好！”
孙冶方后来在提供的党史资料中说：“当时职业界、学生界、妇女界等群众团队都开展了业余演出抗日救亡话剧的活动。业余话剧团先在新光大戏院、璇宫剧场演出，后来在新世界商场下面绿宝剧场演出。这在上海戏剧界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孙冶方：《抗战初期上海文委的一些情况》，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岁月流逝，对这些“孤岛”上的战斗，其具体细节已成吉光片羽，姜椿芳同志去世前为我们留下了《抗日战争前后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情况》，弥足珍贵，其中谈道：“在整个工作中，从三八年起到四一年十二月上海全面沦陷期间，组织上变动多，领导人也常变动。孙冶方同志领导我到三九年四、五月，大约一年左右。以后就交给顾准同志。……一九三九年秋，顾准向我宣布成立一个文化总支部（‘文总’），下设几个支部：（1）新文学支部，先后有许中、张浩、王益、王洪、艾中全等同志；（2）文学支部，有王元化、钟望阳、蒋天佐等同志。下面有文艺通讯员，文学界刊物。党员有束纫秋、赵不扬等同志；（3）戏剧支部，有胡大中、吴小佩等同志。戏剧支部下面有三个小组。我任‘文总’书记；前后一起工作的还有蒋天佐、钟望阳同志。”（姜椿芳：《抗日战争前后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情况》，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7期）大家都勤奋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孙冶方后来对于这个时期的党的文化工作，曾有这样的估计：“以我们当时主观力量的薄弱来说，我们当年在文化界的工作成绩是不算小的。”上海虽已沦为“孤岛”，但依旧是文化中心。上海文化界的进步运动，必然要影响到全国。
姜椿芳所说的“文学支部”，也就是文学小组，王元化记得，当年他所在的文学小组由戴平万、林淡秋分头领导，而孙冶方、顾准二人都代表文委参加过他们的小组活动。虽然孙冶方来得没有顾准那么频繁，但他偶尔也参加相关活动。
在王元化的印象中，孙冶方不苟言笑，但他们并不像怕有个“喜欢训斥人的”领导一样怕他。孙冶方虽然也很严肃，但并不严厉，有了问题，他只是细细地听你说，再慢慢地分析道理。有一次王元化闹情绪，他就是这样对待的。
还有一次，孙冶方去出席戏剧小组的活动，那里有不少刚刚入党的年轻同志。开会了，他讲话刚刚开了个头，就停下来，在屋里嗅了嗅问：“什么味道？”接着把面孔转向那位领导这个小组的同志，叫了声他的名字，“你又不洗脚，脚要天天洗的。”他的话一出口，马上引起一阵哄笑，但他没有笑。孙冶方自己总是穿得很整齐，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大概用熨斗熨过。其实那时他经济很困难。
孙冶方时常会显出一种颇为可爱可亲的憨态，这种憨态使得王元化他们这些当时刚入党的小青年都很喜欢他，不知是谁还给孙冶方起了个“妈妈”的绰号，这名称一下子就叫开了。
多年以后，回想起这些往事，王元化心情依然不能平静：“我们虽然幼稚，但都懂得他对我们的爱护，尽管他从未向我们公开表露过。抗战初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党内生活又是那样充满生机和朝气，这一切都使我们这些正在拼命汲取知识的小青年受到了良好的熏陶。那时我们的生活笼罩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虽然敌人是残暴的，工作是危险的，但我们还没有经受理想和现实的冲撞，我们心里的阳光还没有被任何云翳所吞没。”
为了党的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孤岛”由于孤悬在沦陷区内，四面为敌人所包围，斗争环境是极其错综复杂、曲折微妙的；同时，又由于是处在抗日大潮狂卷的形势下，持各种各样不同观点、立场、方法和习俗的人，都聚在一起。因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确实需要有一种高超娴熟的领导艺术。孙冶方本人不是搞文艺工作的，他的专业在于经济学领域，但由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作为领导“孤岛”文化活动的文委书记，他必须深入了解文化活动的广阔内涵及其运动规律，以便能够准确地把握住斗争大方向。当方向、方法和斗争策略出现了问题时，能够及时地加以纠偏校正，及时地“刹住车”和扭转错误有害的倾向。
1938年，上海文艺界对于鲁迅杂文的看法，出现了一场被称为“鲁迅风”的大争论。其中，有的人虽然是左翼作家，有的还是文委委员，但对鲁迅杂文的理解却出现了偏差。他们认为“鲁迅风”（即鲁迅杂文的文风）已经过时，现在是抗战时期，应该直着嗓子说话，不要再晦涩隐藏地说话了。王任叔（巴人）等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鲁迅的战斗风格永远也不过时。这虽然是对于鲁迅文风的理解和认识问题，但正当抗日斗争风起云涌之际，进行这场论战不仅会使群众转移对当前斗争形势的注意力，而且也容易被敌人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孙冶方敏锐地觉察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便以文委名义召开会议，及时地组织大家讨论、研究这种形势，邀请论战双方坐到一起座谈应该怎样统一认识，尽快地终止这场论战。
孙冶方这样洞察明鉴、鞭辟入里地分析，使论战双方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意见，最后都自动地停止了这场历时两个多月、在文坛上轰动一时的争论。在孙冶方的领导下，于1938年年底由《译报》主笔钱纳水出面召集了一次文艺座谈会，论战双方主要代表人物王任叔、阿英、林淡秋、柯灵、杨帆、王元化等人都到了会，大家统一了认识，会后在报上联名发表了《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论战的圆满结局，既促进了上海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同时又使许多作家提高了对鲁迅及其杂文的认识，从而推动了杂文的创作。
在当时那样严峻的环境下，按照规定，是不允许党的领导人直接与工人、学生、职员等群众救亡组织发生联系的，只能通过在这些群众团体中的党员和基层支部发挥作用。但即使是这样，孙冶方也总是尽量地想办法深入到群众中去。文委委员、戏剧小组负责人杨帆后来回忆说：“从1938年开始，江苏省委派来具体联系我们文化支部的是沙文汉和孙冶方。我们的支部会（文化界救亡支部），孙冶方几乎每次都参加。”在那抗日高潮汹涌澎湃之际，上海“孤岛”里有一回一下子就有二十多个青年学生入党。孙冶方看了，心里特别高兴，他常亲切地找到这些年轻同志与他们谈话，手把手地教他们工作方法和与敌人作斗争的艺术。
“孤岛”不是世外桃源，危险处处存在，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和巡捕房密切注视着这支抗日的生力军。
1937年陈修良介绍她宁波女子师范的同学、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洪克平与孙冶方结为夫妻。孙冶方与洪克平夫妇位于“孤岛”内贝勒路的家是中共秘密联络点。潘汉年、沙文汉、曹荻秋等中共领导以及顾准、夏衍、张宗麟、王元化等左翼文化工作者，都多次在此开会，洪克平常常坐在弄堂口为他们望风。
孙冶方还负责着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每天编辑出版延安新华社电讯。孙冶方三番五次对洪克平说：“要是过了午夜12点我还没有回家，就不要等我了，那我一定是出事了。你要销毁文件立刻离开。”
为了党的事业，孙冶方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1940年8月，孙冶方接到党中央调他到延安工作的通知，便与夫人洪克平绕道香港、桂林、贵阳等地，于次年初到达重庆。1941年2月初的一个晚上，孙冶方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1928年在莫斯科见过面的周恩来。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对孙冶方说，去延安的飞机已经没有了，并介绍孙冶方到新四军去工作。孙治方听从了周恩来的安排，再经香港到上海，由新四军交通员接应，于1941年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从此便又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作者：罗银胜 单位：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