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在雨花台的中国“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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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我看到一个特别的名字，他叫“保尔”。因为他牺牲时用的是化名，他的家人在他牺牲50余年后才知其革命和战斗的一生。

“保尔”的真名叫许包野，是中共地下斗争时期我党杰出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他曾令敌人大动干戈却又无可奈何。

许包野从厦门市委书记的岗位上调任江苏省委书记时，为了防止敌人再度破坏省委的阴谋得逞，所以化名为“保尔”。通常敌人破坏我地下党组织主要靠我们党内的叛徒，“保尔”这名字使得叛徒也无从找到这位新任省委书记的“背景线索”，更不知其“长相”等情况。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有头有脸”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想在上海公开场合出现已无可能，即便乔装打扮也很容易被暗探特务抓获。中央把基本没在上海露过脸的许包野从厦门调来出任江苏省委新一任书记，客观上来说也有这一因素。

许包野1900年出生于泰国暹罗。算命先生最初给他起的名字叫“许金海”，显然是希望其长大后发财致富。对中华传统文化格外崇尚的父亲在许金海7岁时，将整个家都搬回了广东澄海老家。幼年时许金海就进了私塾读书，后来又进入澄海中学。这所实行新式教育的著名中学给了许金海特别重要的启蒙，他立志要做一个有用于社会和国家的人。

1919年，中学毕业的许金海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更加明白了“救国”的意义。也就在那一年，他听说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正在出面组织招考赴法留学生。许金海听说后心潮澎湃，立即报了名，并自起“许包野”大名，意在雄心与志远。

汕头一考，澄海的许包野名列第三，成了公费留法学生。出国留学，对许包野来说，有种鸟儿挣脱笼子一般的自由之感。但有一件事让他很沮丧：他身边已经有了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做他的媳妇。

关于他与这位不识字的媳妇之间的故事也很传奇：已经留洋的许包野开始主动“劝离婚”，后来不成就想“休妻”，然而都没有成功，最后就采取教妻子识字的办法。妻子很乐意，但认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父亲极力反对。许包野这回真“野”了，下定决心要把妻子教成“才女”。于是俩人靠通信教授知识，从“尔——即汝、女、子、而、若、君”“他——即其、之、渠、彼”“我和尔就是我们（多数的）”学起，竟然成了“月月通信”的精神夫妻，在留法学生中一时传为佳话。

许包野留法时，正好遇上了中国革命初期的一批才俊，如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陈毅、李富春、邓小平等同学，他们的革命激情和斗争精神一直在影响着这位原本抱定“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理想的澄海青年。许包野学的是哲学和法律。而当时的欧洲，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正风靡一时，特别是在留法的进步学生中广为传播。许包野作为哲学和法律专业的学生，他对《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这类书的学习与研究自然比一般人更方便和深入。

1922年，周恩来等中国学生在巴黎成立“少共”时，许包野已经从里昂大学转学到德国哥廷根继续学哲学，兼修军事学。许包野到了德国后，其学费和生活费要比在法国时高出3倍，但崇尚教育的父亲还是咬着牙满足了儿子的需要，这也体现了潮汕地区高度重视教育的传统。

哥廷根优雅的古建筑、茂密的山林和迷人的冬雪让身为潮汕人的许包野着迷。让许包野感觉更自由的还是大学里的学习气氛，因为那里从专业、课程到教授，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

自由的氛围对研究学问来说可谓意义重大。与同时旅欧的中国留学生相比，许包野的学习时间和环境远超他人。在革命队伍中，他是海外学习时间最长（11年）、学历最高（双博士学位）、外文最好（懂英、德、法、俄、奥、西班牙六国语言）的一位罕见的革命者。1923年10月10日这一天，对许包野来说非常重要。一门心思“搞学问”的他，遇上了一位举止稳重、理着平头的军官出身的中国留学生，他叫朱德。几次集会和相处，许包野觉得朱德是位可以信任的“大哥”。这一年，许包野在朱德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参加革命后的许包野开始以自己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思想，与朱德等进步留学生一道从事革命活动，结果引起了德国政府的不满。许包野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到维也纳继续完成哲学博士的学业。次年，许包野在拿到哲学和法律双博士学位后，受组织派遣到了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中国班”任教。许包野风度翩翩、知识渊博，不仅成为许多中国革命青年留学生崇拜的偶像，还因为他兼任莫斯科地方法官，也受到很多年轻的俄罗斯姑娘青睐，但许包野始终钟情于他的“尔”——妻子叶雁蘋（原名叶巧珍，是许包野为其妻改的新名）。

1930年，一位名叫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苏联青年战士作家写了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立即轰动全苏联，于是“保尔”便成了无数革命青年的偶像和榜样。

“同学们，你们现在不要再叫我‘许老师’了，叫我‘保尔’！”年轻的许包野教授在当时应该算是很“潮”了，他在讲台上这么一介绍自己，更引来学生们的热烈掌声。“保尔”老师就这样出名了。那段时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青年，都知道有位中国面孔的“保尔”老师。

现在，“保尔”突然出现在上海滩，让那些不曾在苏联唱过“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敌人们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国民党反动当局企图将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和江苏省委彻底扼杀在上海的行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的那段岁月里，可谓“翻江倒海”，而且也确实产生了效果。

许包野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的。离开祖国11年，有着哲学和法律两个博士学位以及5年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任教经历的红色教授许包野借道满洲里，秘密回到了久别的祖国。他亲吻了祖国的土地，发誓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为了隐蔽革命身份，他特意绕道先回到老家澄海，与家人团聚。见到妻子叶雁蘋和已经长高到与他齐肩的儿子时，许包野百感交集。

仅在家住了半个月，党组织就派他到厦门组建地下党组织。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和跟踪，许包野脱下西装、换上长衫，装扮成一名海员，先乘轮船到了新加坡，再转至厦门。此番厦门之行，让许包野大感意外的是，因为形势严峻，与他接头的党内同志不敢轻易认他。无奈之际，许包野说：“我听说我二弟许泽藻在你们这儿工作，他若在场可以为我作证。”

“听你的描述这个人好像是我们这儿的许依华同志。以前他在省委工作，现在转到我们厦门来了，是我们的宣传部长。”厦门的同志说。

“快叫他来吧！”许包野赶忙说。他与弟弟11年没见，早已思念不已，更何况在特殊背景下的异乡厦门相见。

“哥！真是你呀！哈哈……我的好大哥啊！你让我和嫂子他们想死了呀！”不一会儿，一位年轻利索的小伙子出现在许包野面前，然后一个箭步抱住了许包野，连声道。

他就是许包野的二弟、共产党员许依华，即许包野在家称呼的弟弟“许泽藻”。一对共产党员亲兄弟，相隔11年相见于他乡，让厦门的同志十分感动。

然而许包野虽为中央特派到厦门，可厦门党组织需要与苏区的中央对接并确认他的市委书记职务。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因为当时苏区形势非常危急，加之福建龙岩一带也是国民党反动派重点的“剿共”区，厦门与苏区之间的地下交通线也就变得十分脆弱和危险。所以此后的半年里，许包野只能作为一般党员参与厦门的工作。

后来，被正式确认身份和职务的许包野，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和对敌武装斗争。他的经验和工作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至1934年6月他受命离开厦门时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不仅在白色恐怖中恢复了厦门党组织，并且在厦门岛上发展了17个支部、150多名党员；厦门中心市委所属的闽南地区十多个县、市党员发展到近千人，正是这支力量，让厦门和闽南地区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