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堂里旗帜鲜亮。
B 誓死守住古渡口
时值初夏，界首的古码头水静岸长。一位稚气未脱的男孩正在吃力地洗刷着有些泛黄的回力牌球鞋，远处轻舟掠过，一派岁月静好。
“界首古码头曾经是古代湘桂漕运从湘江经灵渠到漓江的重要中转站。”兴安文史学家杨迪忠指着那平静江面，聊起界首古镇的千年历史，“当时水运业十分繁忙，码头天天都停泊着装货卸货的翘翘船或大船。”界首作为兴安县的北大门，是湘桂走廊咽喉要津，起着沟通中原文化与岭南经济文化交流传播的“第一桥头堡”的重要作用。
据史料所载，界首千年古镇起源于两汉，发展于唐宋。秦始皇修凿灵渠，曾将界首作为屯军运粮的基地，并在境内的东村设置了零陵县。东汉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率两万楼船水师从洞庭湖出发，溯湘江而上，南下征讨交趾，曾在界首驻军休整。
走在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的界首老街，青石板街道两边保存完好的骑楼商铺，药店、杂货铺、旅社、裁缝铺、榨油坊、土法酿酒厂……一家紧挨着一家，密密匝匝，依稀窥见当时商贸繁华。
“这条长达1500米的老街拥有至今仍保存较完好的明清时期遗留的300多座骑楼商铺，其中明清至民国的古建筑占有率达95%以上，是全国有名的古骑楼建筑群。当年红军中央纵队就是从界首码头抢渡湘江，成功地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厚重的历史使界首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杨迪忠口气透着自豪。
“这古镇的码头，是中央红军长征抢渡湘江最理想的渡口之一。”杨迪忠指着江面说，“你们看，这儿水深流缓，江面平静，两岸树林茂密便于隐蔽，渡过河后横穿公路再行两三公里就能进入安全的越城岭地域。”
为了保护中央纵队顺利渡江，1934年11月28日，红三军团四师在光华铺一带设立阻击战场。光华铺阵地距离中央和军委纵队渡江的界首渡口仅有5公里，战略地位异常重要，只可守不可丢。为了守住阵地，红四师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士气，与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拼杀，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桂军4个团的凶狠进攻，以牺牲近1000人的代价，完成了保护界首渡口安全的艰巨任务。杨迪忠说，“光华铺一战虽然规模不很大，但是意义特别重大，它关系到中央首脑机关等红军过湘江，关系到整个湘江战役的胜败。其战斗也很激烈，10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不久也牺牲。一天里就牺牲了两个团长！”
在距离古码头不足100米的地方，一座古老的三官堂在雨中静穆无语。据史料记载，三官堂建于1912年，因供奉着天官、地官、水官而得名。湘江战役中，它曾成为中央红军临时指挥所，朱德等红军高级领导人在此指挥渡江和战斗。后人为表示对红军的怀念，把其改名为“红军堂”。
当我们到达红军堂时，已临近黄昏，四周静寂无人。怀着敬仰之心，我们推开有些“吱呀”作响的笨重木门，映入眼帘的是红军穿过的服装、锈迹斑斑的枪、刀、手榴弹……围绕着不大的天井一字排开；四壁依旧弹迹累累，依次贴有湘江战役战斗的情况介绍以及历史图片，而墙壁上几个掷地有声的大字吸引住我们的目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这句话出自1934年12月1日凌晨中央局、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给红一、红三军团的十万火急电报。光华铺阻击战的发生，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这封紧急电报以无比坚决的语气，激励着红军将士死守阵地，冲锋陷阵。”随着杨迪忠的解释，我们更加深深地体会到为忠诚信仰而英勇奋战、为大局意识而勇于牺牲的红军精神。
在纪念湘江战役胜利80周年的时候，杨迪忠曾经受命创作了一个情景剧——《万万火急过湘江》，艺术地再现了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的战斗场景。“我们在通过各种方式来重温湘江战役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宣传长征精神，为的是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征路。”杨迪忠说。
再次站在界首古渡口，只见两岸树木郁郁葱葱，远处红军渡江的浅滩已是水草萋萋，曾经的往事在波光潋滟中沉淀下来，唯有古渡的存在，提示着不朽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