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第二十离休干部休养所里，老兵郎东方为我们找出了他保存的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带回来的东西——一枚勋章和一些战场上拍的旧照片。他颤巍巍来回走着，急迫地翻找，努力地辨认，一次次地拒绝我们每个人的搀扶。
在郎东方的记忆里，那段“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所唱的历史，是格外沉甸甸的——无论战士还是军官，都背着武器和能维持一周的粮食，负重八九十斤，蹚水渡过工兵搭建的浮桥进入朝鲜。尽管入朝前已经写好未注明归期的家信，做好了与家人诀别的准备，可他们对此都不以为意，认为那些美国佬没什么了不起。但很快，随着第二天友军某团二营遭遇美军B-52轰炸机轰炸伤亡很大的消息传来后，他们很快就收到一道“死命令”：严禁出现烟火、严禁高声喧哗……郎东方和战友们才意识到，他们入朝时带的六零炮、八二炮、重机枪、步枪等简陋装备，对抗的是美军的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美军有上百架飞机来支援，有坦克，我们这些都没有，打得很艰难。”白天不能烧饭，他们只能把烟打散烧开水；夜里看地图时，得用布把手电光遮严实；不能烤火的连绵雨天，只能找猫耳洞躲雨，任凭周身潮湿，泡得白胀的脚和解放鞋粘在一起……
那时他们没有能在战时辨别身份的标识牌，只能把自己的姓名、籍贯、单位等信息写在白布上，缝在衣服内襟，没有入团入党的战士还随身带着申请书。装备差距的悬殊加上环境的艰苦，让他们更加坚定了为国赴死的念头，“没准备再回来，都准备随时牺牲。”
在朝鲜战场，郎东方经历了凶险的第五次战役。其间，无线电失联，通信兵全部牺牲，作为团参谋的他冒着枪林弹雨，跳了5里地的弹坑将信息送达，累到吐血；美1师封锁渡江口，他们两个团冒着大雨蹚水过江，被冲走、淹死不少人，齐胸的江水中他是和五六个战友互相紧紧拉着手才过了北汉江；他曾试图用一周未进食的身体，扛起中弹的战友在敌军机枪扫射中突围，最后却只能含泪为战友留下一颗手榴弹……即使战况这般凶险，郎东方却没有如他预想的那样壮烈牺牲。他活了下来。
他说，归国后，见到老母亲时是无比高兴的，但在归途中看着身边的物是人非，想起那些同往而未能同归的战友，更多的是因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愧疚。
当他陆陆续续从部队留守处取回战前寄管的个人物品时，那些没能盼到自己孩子归来的母亲们，只能收到一张儿子在战前统一拍的照片。之后的两三年里，他一躺在床上就想起那些死去的战友。他记得大部分牺牲战友的姓名，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休假期间，他到附近的县城去拜访了一些牺牲战友的亲属，但他没办法给他们带去任何遗物，“好多战士的遗体都残缺不全，只能把好几个人埋到一起……”对于那些牺牲时知道姓名的战友，他能做的，就是告诉其亲属，他们埋在哪个山头，那里插着一个个简单的木牌，上面用小刀刻着战士的名字。只有这样做，他才能在夜夜梦回时抓住点什么，让自己的灵魂得以安放。
郎东方现在还记得一些朝鲜语，“大嫂”叫“阿几姆尼”，“相片”叫“查济”。他轻抚着那些黑白色宝贵的“查济”，上面注有“1951.8.16 入朝分别纪念”“于前线”“为解放朝鲜而奋斗”等字样。他向我们指着一张与战友们的合影，“这个不在了，这个、这个都不在了……”指到最后，活着的只剩他一个人。
他告诉我们，每场战斗他们都会经过一番情感变化——战前怕仗打不好紧张，战时忘了一切只想消灭敌人。战后的总结大会总是折磨人的，一个连队有时只剩下二三十个人，大家抱在一起失声痛哭，吃不下饭，“想想这个战友，那个战友，都不在了，难受啊……”
他和我们聊起临死前把入党申请书和党费托付给他的老战友张小山，聊起胆大心细组织他们突围的“郭大炮”郭兆林……他称这些人为“生死战友”，与他们的交情是“生死交情”。
除了那些残酷的回忆，郎东方的那段岁月中不乏一些轻松的小插曲。当年21岁的郎东方还是爱玩的年纪，作战间隙，他会猫在战壕里和战友下象棋、跳石头。但空余时间，除了休息，他们大多还是用来学习。行军时，他们把写着大字的纸贴在前面战友的背包上，边走边念。他说，在战火纷飞中读书，会暂时忘了战争，心里就没那么害怕了。不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他都不怠于学习。直到今天，他的字迹仍然是清晰娟秀的。原来，战场给他留下的印迹，除了身体上的伤痕和梦境中的战争，还有这些伴随后半生的习惯和素养。
有些历史是需要不厌其烦地被讲述的。如今的90后、00后，很多人对抗美援朝的历史认识是模糊的。尽管很多像郎东方这样的老兵所受的战争创伤并没有完全被抚平，每次讲述时都会牵动内心深处某个深藏的痛点，但他们还是会不厌其烦地叮嘱我们：要孝顺父母，热爱家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也许，在听了他们的战争故事后，我们才能在这些简单朴素的叮咛背后，领会其真挚的良苦用心。（张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