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3日凌晨，湖南长沙在“焦土抗战”“以空间换时间”的名目下，蒙受过一场可与1812年俄军统帅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之举相类似的吞城巨灾。如今看来，“焦土抗战”固然属于国民政府谋求抗日的一种手段，但受焦蒙难的终究还是芸芸大众。
在统治者决定“不资敌用”而实施焚城方案之前，广大长沙市民事先却一无所知，许多生灵要么为火海所吞噬，要么带着身与心的剧痛，离乡背井，艰难地求生于乱世，一如开封花园口决堤之后的无数黎民饱经水患之苦，不仅哀鸿遍野，无家可归，而且求告无门，欲哭无泪。试问：这样的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想着和代表着曾经被梁任公所赞叹也被孙逸仙所推举的国民？
近代国人备受欺凌，无疑与晚清以降的历代统治者不思励精图治、只求敷衍塞责关系甚大，中外差距不是缩小，而是继续拉开。明火执仗的外来侵略者不仅劫财毁物，而且奸淫杀戮，无恶不作，其中尤以日本侵略者为甚。
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在死于纳粹之手的华沙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当局却至今不愿承认他们的前辈在广袤神州的所作所为就是赤裸裸的强盗行为，它的名字就叫侵略，不愿将近代日军的侵华真相告诉给自己的下一代!日本的许多历史教材就对1930年以后发生的与日本有关的历史事件避而不谈，或者少谈，更不纳入考试范围，我们无法知道其用意究竟何在。
说到这里，我不禁联想起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一件往事。1999年，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到美军的轰炸时，面对西方霸权势力对主权国家与国际法权体系的悍然挑衅，举世为之愤慨，我所在的浙大有一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却公开叫喊“炸得好”，甚至说“中国就应该灭亡”，如此不谐之音自然激怒了求是园中成千上万的中华学子，差点酿成涉外事故。这个日本学生的表现显然不是偶然的。
相比之下，14年前，一身正气的日本电影制片人近藤昭二先生应邀来浙大作学术报告时，他根据自己在本国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来的资料，如实地披露日军对我中华同胞惨无人道实施细菌战的事实和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企图掩盖其细菌战的真相及其原因，赢得在场师生的阵阵掌声。可惜像他那样的日本学者为数并不太多，遑论近年那些容易被仇华势力煽动的日本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