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留遗嘱表忠心
戴笠在西安约为两天时间，从迄今所见的史料看，没有作为。此行张、杨并没有为难他，反而给予他很高的礼遇、自由的行动。也许为了弥补此前的严重失职、挽回政治和忠心上的失分，心机极深的戴笠却留下一份怪诞的遗嘱，遗嘱是这样写的：
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学良）寓地下室。
这份遗嘱实是戴笠城府之深的典型体现，它不是一般的矫情造作，而是在粉饰乃至捧出对蒋介石的一番忠诚，以便事后攫取遇危不乱、成功成仁的政治资本，为他进一步爬上高位再增加一块高高的垫脚石。
这份“遗嘱”虽未署日期，然从文中“自昨日下午到此”及“领袖蒙难后十二日”之语推算，当写于12月23日，戴笠到达西安还只有一天，他是22日傍晚到达，24日离开的，停留在西安的时间再这么算也不到两个整天，只两个晚上和一个多白天而已。那么，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先来看戴笠这两天的活动：
22日傍晚，赴西安众人抵张学良公寓，稍作停留，宋美龄去了蒋介石处，而戴则随宋子文、蒋鼎文与张学良洽商有关西安事变之事的处理问题。此事见宋子文日记和蒋鼎文纪念集相关记载。
是晚戴在张学良公馆用餐，一起用餐的有蒋鼎文和“西北剿总”的政训处处长曾扩情。曾扩情在《西安事变回忆》中说：“张（学良）把宋美龄、宋子文、端纳三人送到蒋介石处，留戴笠、蒋鼎文和我三人在家晚餐，戴、蒋两人住在他家，我仍回到省银行。”又据蒋鼎文纪念集载，宋子文也与他们一起住在张公馆地下室。
第二天，也即23日，张、杨提出西安事变谈判建议方案，宋子文感到棘手，于是赶忙召集蒋鼎文、戴笠商议对策，三人紧急会商后提出一个反建议方案，并报蒋介石批准，此事宋子文12月23日日记有较详细述及。显见反建议这种重要书面方案，讨论斟酌不会一时三刻的，而且这一方案还要等待“蒋介石批准后”，三人才可决定或聚或散。
而到了24日，戴笠“不辞而别”离开西安，宋子文12月24日日记作如是载：“戴（笠）的不辞而别令敌手甚为不悦。”
以上是三个亲历者记录他们与戴笠一起的活动。
假如事实真如戴笠所述“离死不远”，那么其时的戴笠就是“死囚”监管的待遇，他不可能参加谈判，不可能参加会商，更不可能在24日自由自在悄悄地离开西安。须知，其时在西安，张、杨若要为难你，或要除掉你，可以采用各种方式，就像除掉笼中之鸟一样容易，戴笠纵有三头六臂，也难逃张、杨之网。
戴笠在24日不告而别离开西安，是已经证明了的史实。而有些著作对此视而未见或见而未闻，不断向戴笠脸上贴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