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港附近山坡上的“日本侨俘遣返之地”纪念碑。
葫芦岛遣返的百万日本侨俘本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的铁证，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事实的有力抨击，对中日关系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意义。
“回去以后，要仔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是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 再见吧！”1946年11月底，当年最后一艘送日本侨俘回国的轮船即将离开葫芦岛港，负责日本侨俘管理的中国政府官员李修业上船送行时，说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1946年至1948年，总计有1051047名日本侨俘从葫芦岛踏上归国之旅，这一事件迄今为止是由单个港口遣返敌国难民人数的世界之最，史称“葫芦岛百万侨俘大遣返”。
日本侵华战争是对中华民族的空前浩劫，造成数千万同胞伤亡。但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民没有以暴易暴，而是以善良与宽容妥善安排日本侨俘平安归国，体现了博大胸怀和人道主义精神。许多日侨在归国之后，都将葫芦岛视为再生之地。多年之后，随着当事人的年迈与逝去，这次伟大的壮举逐渐湮没在世人的记忆中。本刊记者专程赶往辽宁省葫芦岛市，去探访“大遣返”在当地留下的印记。
九旬老人忆遣返
时间拨转回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推行“弃民”政策，拒绝为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提供救济，100多万侨民瞬间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原本大都是日本的贫苦劳动者，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诱骗下移民中国，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尽早回到日本与亲人团聚，而帮他们回家的，正是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践踏的中国人民。
中、美、苏三国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多次就遣返东北日侨问题进行磋商。由于苏军不同意将外地日侨由大连、营口港遣返回国，于是葫芦岛港成为当时“东北日侨生还的唯一希望”。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会议，商定了遣返日侨的具体办法。从1946年4月开始，散居在东北各地的日侨在三方合作下分批分期集中到葫芦岛，在这里登船启程回国，历史也在这里为日本侵略中国以失败告终画上了一个句号。
如今，走在葫芦岛街头，人们对这段历史已经相当陌生，这一事件的亲历者中依然健在的更是寥若晨星。经多方打听，记者辗转在葫芦岛下属的兴城市找到了98岁的赵序初老人。他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与他家毗邻的日侨一家遣返时的境况，以及曾饱受侵略之苦的当地百姓对日侨无私的帮助。
“记得在光复前后，我家住在宁远古城内北街的西厢房。日侨小数田家就住在我隔壁，小数田是负责烧砖的，他的夫人英子是读过大学的知识分子。”年近百岁的赵老就此打开了封存已久的记忆闸门。
赵序初自小住在宁远古城里，这座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古城曾是袁崇焕大败清军击伤努尔哈赤的地方。“九一八”事变后，这里沦为日据区，日本侨民也不断涌入。赵老当时从事会计工作，和其他老百姓一样对日本人又恨又怕，不愿主动接触。“英子的父亲爱打麻将，没事就来找我，态度挺友好，但除了打麻将别的都不谈，记得他腰上总是别把刀。”赵序初向记者比划刀的样子，“直到有一天，他说他女婿小数田要去参加‘敢死队’。”赵老清晰记得，当时英子父亲突然就显得苍老了许多，讲这番话时就像对亲人诉衷肠一样，“参加‘敢死队’意味着送死，他的女儿也将成为寡妇。”以前从未与赵老讲过话的小数田特意赶来道别，“他说‘赵先生，我要走了’，意思就是永别了。”不久后就传来了日本战败的消息，“他们有人在大街上就嚎啕大哭，也有老人因为绝望而自杀。”当时听他们说，在战争结束前，“已经有秘密文件传达给日侨，让他们多交当地朋友，将来不可能再回日本了。”
遣返前，日侨的地位和生活一落千丈，赵老说：“当时的日本女人会做一种叫‘馍几’的日式点心到中国人家敲门叫卖，一开门，她就行一个日本大礼。”赵老还看到一些从东北其他地区赶到葫芦岛等待登船的日本女人，跪在街头叫卖物品，路过的中国人看她们可怜，总会接济一下。“中国老百姓太善良了，自己非常贫困，但遇到这种事情都会慷慨解囊。英子在临登船前对我告别，‘你们中国人心大大的好！’”赵老说到这里轻声叹息，“等待登船的日本人当时都很恐慌，见到中国人都低头哈腰绕着走。但是葫芦岛人不但没有虐待打骂他们，还供给他们吃住治病。我们那时吃不上的大米都尽量供给他们。”
当时日本侨俘在葫芦岛停留时间短则七天，长则半月，甚至一整月至半年。其间，日本侨俘所需食物全部由当地人供给，仅按105万日本侨俘每人食用2.5公斤粮食计算，共需262.5万公斤，而当时葫芦岛周边地区的粮食年产量总共仅为400万公斤。
日本在战后编撰的《“满洲国”史》承认：“并没有因此发生由于战争结束，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朋友们，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以安全，或者主动给以生活上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