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14日 在如此紧锣密鼓的时刻，张春桥还给徐景贤挂了长途电话，居然说是需要一个秘书。
张春桥早已配有秘书。接到电话，徐景贤以为，一定是张春桥在北京的事情太多，忙不过来，要增加一名秘书。
徐景贤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竟然“拎不清”。他从复旦大学物色了一位男教师，以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错，准备推荐给张春桥当秘书。徐景贤把此人的档案寄往北京。
几天之后，张春桥便把档案退回，附有一信给徐景贤。徐景贤看信之后，方知自己实在糊涂，怎么不知张春桥的用意。
张春桥的信，寥寥数语，说自己在北京太寂寞，想找一个伴……信中还叮嘱，阅毕即烧掉，不要保存此信。
徐景贤恍然大悟：张春桥要的是女秘书，为的是“做个伴”!
文静，已成为张春桥的累赘：每一回“炮打”，文静的历史问题都成了攻击张春桥的炮弹。
张春桥几次打算提出与文静离婚。可是，细细一想，又打消了离婚的念头。因为张春桥已是“大人物”了，一旦“休”了糟糠之妻，又会成为“炮打”的“炮弹”……唉，真叫张春桥左右为难。
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张春桥独自住在北京。即便回到上海，也不回家，不与文静见面。他不再给文静去信，去电话，一切信息通过儿女“中转”。
这样若即若离的夫妻关系，不时折磨着张春桥的心。他口中念叨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无奈，他的心也是肉长的。
在庆祝《“五·一六”》通知发表十周年——亦即“文革”十周年的那些日子里，五十九岁的张春桥常常感叹不已：十年前，他节节上升，欢天喜地；眼下，总理梦一次又一次化为幻影，已预感到末日的来临。
风雨飘摇之际，独居钓鱼台。偌大的房间，反而使张春桥觉得空虚、寂静。这时，他强烈地产生了一个念头：需要一个伴!
“徐老三”明白了张春桥的意图之后，便悄然在上海张罗起来。自然，张春桥的这 个“伴”，必须政治历史干净，不可再有任何把柄落到别人手中。此外，还要年轻、漂亮、有文化、有政治头脑，而且女方要愿意做这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