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对中国革命产生悲观的情绪并不是偶然的。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之后，井冈山的革命力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党指挥枪”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朱德、陈毅、刘安恭等人产生了重大分歧。1929年6月8日白砂会议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这严重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
分歧争论的后果，就是在敌人不断“围剿”中红军屡战失利。为摆脱困境，前委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就在这次撤离中，红军损失1000多人，这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林彪率领的纵队在撤退中擅自主张打了一仗，尽管打赢了，但却暴露了目标，为此被朱德给予记过处分。部队接二连三的失败以及林彪本人受到的纪律处分，导致他一直郁郁寡欢。
无独有偶，1929年4月，红四军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9日发出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二月来信”。此信是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的指示起草的。当时，布哈林对中国农村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红军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将队伍分散，每支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还要朱、毛离开队伍回到中央，以便“隐匿大的目标”。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尽管如此，此信还是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