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投降
郝慧英回忆，父亲对家人的要求尤其严格。母亲多年来随父亲辗转各地，靠租房过日子。在武汉居住时，母亲曾看中现在蔡锷路上一幢两层小洋房，向父亲开口要钱，却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父亲说，军人应以四海为家，如果你们走到一处便购置一处房产，我贪恋小家，岂不是误了国家？就这样，我们家最终未能购置一处房产”。
“1937年，父亲北上抗日前，已经写下了遗书。他还故作轻松地跟我说，如果他死了，我们可以去读‘遗族学校’，没什么可担心的。”谈到77年前在大智门车站的那场生离死别，郝慧英老人语调慢下来。
郝梦龄牺牲后，妻子和子女靠资助度日，因战乱四处颠沛流离。“父亲和母亲一直都认为，不论生活有多苦，人都应该多读书，所以我们几个孩子最后都读了大学。”郝慧英从南开大学园艺系毕业后，成为武汉17中的一名生物老师。
也许是遗传了父亲坚强勇敢的性格，郝慧英的一些生活方式让人惊叹。老人笑着告诉记者：“去年我92岁，安装了心脏起搏器。今年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一切正常。我也不用孩子们天天照顾我，只请了个钟点工帮忙做饭，我就看看书、打打牌，生活很安静。”(记者欧阳春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