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结婚使馆做不了主，所以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就利用到欧洲开会的机会亲自考察了一下未来的女婿。没过多久，使馆通知我，同意你们结婚。就这样一九五二年我们在莫斯科使馆结了婚。一九五三年回国后，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教书，我被分配到了外交部。
回忆起第一次见老丈人的情景，刘老的眼中满是笑意，一九五三年底，我刚从使馆回国，在中南海永福堂，康妈妈和朱敏把我引进朱爹爹的书房。我很紧张。正在专心读报的朱爹爹看到我，微笑着迎上来和我握手，并关切地说：好啊，外面好，国内也好嘛!国内这几年变化很大，需要很好地学习，很好地适应。与总司令这样的大人物握手、说话还是第一次，我显得有些木讷。
谈到南昌起义，刘铮说，我们的朱爹爹是起义的“幕后英雄”老人家极少向晚辈讲自己那些艰苦岁月的故事，但像南昌起义这样的大事件，朱老总还会偶尔讲一些。朱德起义时使用的手枪，曾被老人家珍藏在一个专门收藏他手记、重要书籍的地方。可见南昌起义在老人家的生命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刘铮说，朱爹爹为南昌起义的成功举行做了三件事。
一是为革命队伍打造了一个“大本营”。他一到南昌就充分借助他在滇军中的声望和同僚旧谊，在南昌办起了军官教育团，名义上叫“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实际上是为我党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大家都亲切地把教育团称为“我们的大本营”。
二是为起义军细心绘制出了敌兵部署图。他把敌人的兵力、指挥官的特点和部队的布防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绘制成一幅详细的敌方兵力部署图。周恩来看后很满意，称赞说：“你的心血没有白费，你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
三是“调虎离山”削弱了敌人兵力。朱德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巧妙地掩护了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起义前夕，朱德巧施“调虎离山”计，设宴拖住了敌人的两个团长和一个团副，造成敌人的两个主力团失去指挥，使起义能够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