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天，在昆明我接受了再次入伍的训练，等待时机出国进行飞行培训。我年轻脾气非常大，当训练员学习期间，因为看不惯上级的做法，给了他一拳，当时没有任何处分，只是罚站一个小时。我以为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但万万没想到被当时的教官在档案上记上了一笔。我内心对于国民党的不满大概从那时就开始了。
由于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加紧进攻东南亚，占领缅甸北部重镇密支那和拉绒，切断了中国西南唯一一条国际通道中缅公路、航油进口中断，航校也只好全部停飞。根据中印两国协议，准备送我们这批飞行生去当时的印度拉哈尔机场继续飞行。１９43年6月我们到达拉哈尔，那里是原来英国空军的一个机场。为此改建为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的初级班训练基地，对我们进行初级飞行训练。
到了十月份，我通过了美国军官的带飞检查，那时我记得只有80个人合格，完成了初级训练。结业后，我们继续去美国深造。学校组织我们坐一艘大型运输舰回到美国，没有装什么物资，搭乘人员主要就是飞行员。舰上工作人员少，飞行生也得帮忙值勤，每天还得轮流到厨房帮勤。我们不仅是乘员，也是半个海员。
那时，日本的潜水艇在印度洋非常猖獗，我们乘坐的军舰需要严密护航，前方左右各有一艘驱逐舰，后面有一艘万吨级的巡逻舰压阵，以曲线式的航线向前驶进。这些都是为了躲避敌方潜水艇的突然袭击。为了避开复杂的战况，军舰经过好望角向西驶进大西洋，渐渐地离战火中的祖国越来越远。
记得好多个在船上生活的夜晚，我都难以入睡，站在船头，海浪滔滔，海风习习，不禁思绪万千。回想到卢沟桥事变，日寇全面侵华，日本飞机到处狂轰滥炸，祖国处于深重灾难之中。经过这么严格的训练，承受远离家乡父母的痛苦，我只希望能够掌握好飞行本领，尽快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驱逐日寇。
几天后，我们到达纽约港口，上岸后改乘火车从东到西，到了洛杉矶附近山他安那基地，接受预备飞行训练。现在回想，在初级飞行训练阶段我经过长期的练习，飞行技能有了相当好的基础。
在那时，我的身体开始出现状况，得了中耳炎，不能在高空飞行。当时招生时有规定，凡是逃避飞行的都会被押送回国。但是领导知道我飞行技术不错，不是为了逃避飞行，就没有把我押送回国。我顺应安排去了美国东岸的耶鲁大学学习航空军械。我在那里做地勤的工作，就是为保障飞行服务的，工作就是准备飞机上的装备，像炸弹、机枪什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