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公告（即《约法八章》），中共地下党“警委”书记邵健、副书记刘峰从解放区邯郸电台收听到后，经过3个夜晚的反复核对、记录，把内容全部抄录了下来。“警委”同志一致认为，如果把《约法八章》印成传单，寄给伪警察局的警官并附上一封 《警告信》，对打击特务与反动警官的嚣张气焰，转变大部分人的徘徊犹豫立场、安心等待我方的接管、定会起到巨大的作用。于是，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的同意下，“警委”同志立即赶印了2000多份《约法八章》和《警告信》，通知各分局的地下党支部投寄到各分局的警官家里。
钱文湘接到任务后，立即全力以赴地投入这一工作。为了保证投寄对象的准确无误，他和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从戒备森严的档案室里的保险柜中拿到了警官花名册，然后，在3天内把所有的信件分散投寄到各区的邮筒。
目睹着他那“神出鬼没”的样子，妻子陈秋益以一个女性特有的敏感，早已暗暗地感到丈夫是个“不一般”的警察，但她没有直接问他，只是尽力地将他的生活照料好，并默默在心中祈祷他的平安。
而钱文湘多少次深更半夜回到家里，望着爱妻还独自坐在昏暗的灯下等着他时，不知说什么是好，他知道妻子在为他担忧，可地下工作的纪律又不允许他透露半点风声，哪怕是在妻子面前也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每当此时，钱文湘总是把妻子紧紧地拥在怀里，轻轻地在她的耳边说道，“秋益，我回来了。 ”
然而，陈秋益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经受了地狱般的拷打
1949年的5月13日，天边刚露出一丝曙色，陈秋益就起床了，草草梳洗了下，做完早饭后，便边洗衣服边等着钱文湘回家。不一会儿，便响起了一阵剧烈的敲门声，她赶紧打开门一看，不是钱文湘，而是两个陌生人。只见他们凶悍地说道：“我们是总局的，钱文湘已经被抓起来了，你听着，现在我们奉命对你家进行搜查，你马上去找几件老百姓的衣服来，要把他身上的制服换下来。 ”话音未落，就闯进屋内翻箱倒柜。
“为什么要抓他，为什么要抓他？”陈秋益拉着那两人大声责问道。
“走开！他妈的，别妨碍我们执行公务。 ”他们把她往墙角一推，在他家翻了好大一会儿后，拿了一套草绿色的中山装，便骂骂咧咧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