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重点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交换意见。多名中国专家17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美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拥有许多共同利益和诉求，但三个因素可能成为两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合作的障碍：美国对抗性的对华政策、华盛顿对中国阿富汗政策不切实际的期待，以及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布林肯 资料图
据新华社报道，王毅在通话中称，中方愿同美方沟通对话，推动阿问题实现软着陆，促使阿不再发生新的内战或人道主义灾难，不再成为恐怖主义滋生地和庇护所，鼓励阿建立符合阿国情、开放包容的政治架构。王毅表示，美前一段仓促撤军已对阿局势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下步如再制造出新的问题，更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而美国国务院并未公布此次通话的具体细节。
分析人士1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指出，王毅在与布林肯的通话中表达了中国愿同美国就阿富汗问题协调合作的意愿，但这种合作并非全无条件。对此，王毅已作出非常清晰的阐述，即“美方不能一方面处心积虑遏制打压中国，损害中方正当权益；另一方面又指望中方支持配合。国际交往中从来不存在这种逻辑。”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客观上，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拥有不少共同利益，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保证阿富汗不出现大规模动荡混乱，二是阻止阿富汗境内恐怖主义外溢，三是寻求在阿富汗构建一个包容代表各方力量的政权安排。可以说，在当前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下，阿富汗问题是两国为数不多可能实现合作的领域之一。
然而，国际政治现实显然要更为复杂。朱永彪指出，尽管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有立场和利益一致的地方，但在美国整体针对中国的对抗性战略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美国指望中国能够帮助其从阿富汗“脱身”是不现实的，更不必说华盛顿阿富汗政策调整还被视为意在“集中精力对付中国”。此外，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也为双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设置了障碍。
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曾有过明显的转变过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所副所长王世达对《环球时报》记者介绍称，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和特朗普执政初期，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曾对中国抱有较大期待，认为双方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合作，但随着特朗普政府后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从反恐转向与中国的大国竞争，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空间不断缩小。而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后期的对华战略。
他同时指出，在阿富汗问题有限的合作空间内，中美的实质性合作也非常难启动。近年来，中美多次就在阿富汗问题上合作进行沟通，但达成的实质性合作屈指可数。
“在阿富汗问题上，美国对中国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认知”，朱永彪分析认为，美国一些政策界人士认为，无论美军是否撤离，中国都有强烈、主动参与到阿富汗事务中的意愿，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对阿富汗事务始终保持“谨慎兼具建设性”的态度。
这名中国阿富汗事务专家认为，此前中国和塔利班代表在天津的会晤，并不能被视为“中国寻求积极介入阿富汗局势”的信号。中国与塔利班的接触应被视为一种与阿富汗政治力量之一的正常互动，与美国、俄罗斯等国与塔利班的接触并无本质区别。
就在中美外长通电话的同一天，中俄外长、美俄外长也分别就阿富汗问题通话。在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中方提出，中俄有必要就阿富汗新形势加强战略沟通与协作，其中包括“维护中俄在阿正当利益”“保障中俄人员、机构和企业安全”“阿塔应与各类国际恐怖势力划清界限”等。
而在美俄通话中，两国外长表示，愿与中国、巴基斯坦、其他相关国家以及联合国代表继续磋商，为在新背景下开启包容性的阿富汗内部对话创造条件。
朱永彪分析认为，从俄罗斯目前的表态来看，莫斯科并不急于承认塔利班主导政权的合法性，此外，俄罗斯正在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如帮助中亚国家“扎牢篱笆”提升边防能力，考虑联合军演等。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峰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俄罗斯没有表现出积极填补美国从阿撤军留下的“军事真空”的意图。一方面，前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给了俄罗斯深刻的教训，致使它不愿重蹈覆辙；另一方面，叙利亚事务已占据俄罗斯不少精力，俄罗斯无意再多面开辟战场。
分析人士认为，在阿富汗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的立场与利益诉求有相当大的相似性，即在地区安全与大国博弈之间寻求某种平衡，并认为美国不负责任的仓促撤军对阿局势造成了严重冲击。“阿富汗的动荡使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更加紧密”，《南华早报》17日这样评论称。
中、美、俄是否有望实现三方合作，协助阿富汗解决未来政治安排？对此，王世达指出，中、美、俄加上巴基斯坦等国在内的协调机制一直存在，接下来，各国合作的重点将是保证阿富汗权力的平稳过渡，以及构建一个尽可能涵盖最多民族、团体的阿富汗政权。不过，除却上述地缘政治因素对几个大国立场的影响外，这一机制缺乏执行机构，即使达成共识，能否落地也应打上一个问号。
而朱永彪则认为，在阿富汗事务上，大国的协调终究只是外因，无法弥合阿富汗内部各派势力的历史矛盾与深刻分歧。
“在阿富汗问题上，不是大国定下议程，阿富汗就会跟着走。这也可能恰恰是很多大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表示，阿富汗内部力量的能动性、建设性和破坏性都很强，大国不应力图充当“家长”的角色，也无法根本性解决阿富汗问题。（记者 白云怡）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