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军事9月23日报道】美国《外交》双月刊9/10月一期发表安德鲁·巴切维奇的一篇文章称，在冷战期间，美国更喜欢节约使用(而不是挥霍)其军事力量，出发点不是战斗，而是保卫、威慑和遏制，冷和平显然比核激变更可取。当美国决策者偏离这一原则，试图在1950年统一朝鲜半岛以及在上世纪60年代向越南部署战斗部队的时候，其结果证明是极其不幸的。
节约使用并不意味着胆怯。为了赋予遏制政策可信性，美国曾在西欧和东北亚派驻大量军队。对于无力自卫的盟国，美国守卫部队提供安全保障，从而培养出一个有利于复苏和发展的环境。随着时间推移，曾被认为脆弱的地区实现了稳定和繁荣。
不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武力使用的官方思想发生了彻底改变。1991年在时任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的支持下起草的《防务规划指南》草案暗示了这种正在出现的情绪。仅仅避免战争已经无法满足需要。该文件描绘了由美国“战胜共产主义”以及打赢伊拉克战争所“塑造”的世界秩序，指出了“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塑造未来安全环境”的机会。
塑造未来——这是一项值得肩负历史使命的超级大国去从事的事业。为此类期望增添一种貌似有理的外表，将是对美国军力的洋洋得意的礼赞。到上世纪90年代初，诸如“防御与威慑”之类的概念显得有些胆怯(如果不是完全懦弱的话)。那个时代的一份陆军战场手册曾认为美国军队有能力“在几乎任何条件下的世界任何地方的战场上及战场外取得快速、决定性的胜利”。于是曾经被认为是一种粗鲁手段的武力，被当作一种万用的凿子来使用。
很少有一种听起来无害的命题产生过比这更为严重的危害。按照塑造未来的要求，军事行动主义成为当今的风尚。历届政府不是坚持某种原则性的战略，而是屈从于机会主义。参照一份美国被要求解决问题的事项清单，被青睐的解决方案往往涉及扬言或实际使用武力。
让这把凿子投入运转导致了一种不加选择的干预模式。在“9·11”之后，对美国军力效能的信心可能达到了顶峰。利用他披着意识形态伪装的“自由纲领”，乔治·W·布什接受了预防性战争理论，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所谓的“邪恶轴心”。美国军事政策变得极其错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