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四点，西方的公众都能感受到中国的崛起。他说：“我在荷兰工作生活了三年，我可以与你们交流一下我在西方的感受。西方公众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迅速的发展是很敬仰和钦佩的，然而我在荷兰接触的上至荷兰首相下至普通民众，由于历史的惯性，在思想深处都不认同中国的政治制度。误认为中国是个拒绝人权、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西方不会以与我们相同的思维方式看待中国，更不会毫无保留的欢迎中国的崛起。奥巴马政府《国情咨文》中更是强硬声称‘美国绝不做老二’，同时美国也是一个居安思危的国家，他们会夸大中国崛起的速度。”
在过去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每年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都会提出“中国无人权”的提案，但始终没有通过；1993年后，由于经济贸易影响，多数西方国家已经从制裁中国的提案中撤出，但荷兰外交大臣仍用激烈言辞攻击中国。中国政府当时为了谴责荷兰行为，断绝了与其贸易来往。之后，在荷兰政府表示歉意并作出相应承诺后，双方关系才稍稍缓和。
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欧洲人对其误解之深我是切身体会。他们认为是1950年中国共产党派部队占领了西藏，而西藏本是像香格里拉一样的地方，中共进入后破坏了当地环境与生态。所以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往往与西方人有所冲突。西方人更多地看到的是斯大林残酷的国内政策、国内人民的贫穷与落后与苏联占领捷克、阿富汗的残忍。我在西方国家真实看到的，体现在新闻媒体上的是西方国家的不友好。所以我们无法期待他们毫无保留的接纳中国。
二、关于发展中的中国如何面对世界，华黎明称，德国思想家和社会学家韦伯曾预言：“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
这种不幸不幸发生在德日两国身上，然而德国正确地对待了历史；日本政客则仍在大力鼓吹右翼势力。我们作为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必须要正确处理好我们的历史。同时，我们要思考，中华民族崛起之后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应当坦承，改革开放和经济实力的增长还没有彻底荡涤很多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屈辱和恐惧，心态还落后于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