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一再鼓噪要世卫组织对别国进行“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舆论要求对美军遮遮掩掩且屡出事端的生化实验室展开调查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些“危险场所”靠军用交通工具进行物资人员交换，这些“致命的人和物”究竟如何输送，关乎美军核心能力。
正如前美国卫生暨公共服务部政策办公室副主任保罗·曼戈所说，即便搞不清美国生化实验室在干什么，“弄清美军专用生化运输工具在干什么，也就猜个八九不离十”。
痴迷生物战
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军方跑到英国威尔士彭克劳德海岸和苏格兰格鲁纳德岛进行炭疽孢子撒布实验，结果大片英国国土被污染，格鲁纳德直到1990年才确认安全。1943年10月美军在墨西哥湾沿岸的密西西比霍恩岛进行炭疽、布鲁氏菌病、鼠疫、肉毒杆菌等病原体散布试验，9个月后，由于岛上试验设施发生泄漏，大风将病原体吹向密西西比海岸，造成多城大撤离。
二战后，美军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在国内大规模秘密实验，然而物流运输成了大问题。1950年9月20日，美国海军用舰艇将粘质沙雷氏菌和球状芽孢杆菌运到旧金山港内，这场为期七天的“袭击测试”发生泄漏事故，导致大批无辜人员死伤。
在冷战思维蛊惑下，痴迷生物战的美军不惜冒着风险投送危险生化战剂。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军至少在33个地区进行生物战剂撒布试验。美军还对机舱内外微生物生态学展开研究，奠定了现代美军“运输瘟疫”的安全制度基础。基于这一研究，美军规定飞机在运输各类生化制品、传染性物品乃至传染病患者时必须放置在机舱尾部贴近地板的区域，从而减少传播风险。
1970年2月，美国宣布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但军方和中央情报局却在国会庇护下继续变换名目，维持诸如出血热等威力巨大的生物战剂研发，相关物流运输力量也继续得到强化。
为了确保高致病病毒运输的安全，美军开始研制专用的空运隔离设备，并建立专业部队。1978年美军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编制内，组建了第一支航空医学隔离队，这是一支具有全球空运能力的军事快速反应小组，能够提供最高级别的生化危机安全疏散和管理能力。
冷战后转型
冷战结束后，美军将生物战的主要目标转向反恐战争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1995年，美国陆军公共卫生司令部利用德特里克堡专业团队建立“生物医学材料运输课程”。负责这一课程的安妮特·埃里森表示，她的团队对美军各军兵种的实验室人员、后勤人员等进行了培训。这些学员掌握了将“传染性样本和标本以及其他生物医学材料安全地运送到世界各地”的能力。
曼戈承认，由于美军在境外开设的生物实验室越来越多，尤其许多研究都秘而不宣，运输任务几何级叠加，导致近年来美军病毒运输总是“带着隐患上路”。
美国环境保护局曾认定，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储存大量炭疽病毒，而且频繁对外调拨病毒样品，整个过程都没有真正“闭环运行”，存在潜在泄漏风险。而美军一边宣称储存病毒的研究所54号楼拥有可抵抗核武器打击的2.43米厚外墙，一边又慌忙将储存的各类“敏感材料”秘密转移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美国国家海军医疗中心、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和得克萨斯州的萨姆休斯敦堡，物流过程照样鲁莽草率，根本看不出“专业规范”。
（记者 吴健 特约撰稿人 白孟辰）
（来源：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