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澳大利亚来说，当前在亚太地区不仅存在着传统意义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威胁，还面临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海洋资源纠纷、环境污染、非法移民和海盗等多样化的挑战。澳大利亚难以独善其身，需要在亚太地区寻找合作伙伴共同应对。日本作为澳大利亚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投资来源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和人文等诸多领域与澳大利亚有着密切联系和共同利益。澳大利亚将两国关系由经济为主逐步向安全与防务领域拓展，不仅可以换取日本对其参与亚洲事务的支持，强化其对朝鲜半岛、东海和南海等亚太热点事务的反应能力，更有助于提升澳大利亚的经济与国防实力，平衡中国在南太平洋不断上升的影响力。
除了日澳利益上的相互需要，美国也是推动日澳防务合作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出于应对中国崛起和分担“安全成本”的考虑，自奥巴马政府起，除了加强与日澳的同盟关系，美国还有意让日澳这两个亚太同盟体系中的“北锚”和“南锚”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这不仅能够分担美国的“安全责任”，也有助于构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网络体系。出于此种考虑，美国不仅鼓励日澳加强双边安全合作，有意识地搭建了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为日澳加强防务合作建立渠道。
另一方面，随着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日益表现出露骨的自利和实用主义倾向，澳日以所谓“相同价值观”之名抱团取暖，与其说是安全防务观愈加独立自主，不如说是对美国可能缺席安全与防务事务的提前布局。
日澳安全与防务关系距离正式的军事同盟尚远
国际政治波诡云谲。日澳曾是二战中你死我活的敌手，如今却再次命运相连。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决意重新武装日本，澳大利亚最为忧心忡忡。《澳新美安全条约》得以签署，从而奠定了此后60余年澳大利亚安全政策的基石。冷战时期，日本与澳大利亚一道，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与共产主义阵营对抗的重要支撑。“9·11”以后，日澳再一次坚定地站在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的最前沿。2007年《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在一片质疑声中诞生，其实也只是一个所谓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美日澳”三边同盟的最佳注脚，“山姆大叔”那只看不见的手依稀可见。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伴随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和美欧诸强的相对衰落，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加速重构和转型，而中国的快速崛起无疑是这场变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在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竞争与合作明显加剧的背景下，日澳均敏锐地嗅到了主动塑造地区秩序的机会，并不断调整各自的政策坐标。
虽然日澳均宣称欢迎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太”，但在骨子里却各怀心思。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大国雄心并未泯灭，对华备感焦虑，政策日趋消极，军事防范和戒备之心日益浓厚，对中国推动和主导的多个国际政治和经济议程本能地加以抵触与拒斥。尤其是具有浓厚保守倾向的安倍再度执政后，日本欲借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扩充军力和提振经济，重塑美日同盟关系，助力复兴其大国地位。
相比日本，澳大利亚远隔重洋，对中国崛起疑虑而不排斥。澳大利亚通过有限支持美国的亚太战略换取其安全保证，又避免过分刺激中国，从而巩固其南太平洋有决定影响的中等强国的国家地位。
毋庸置疑，日澳通过强化安全与防务合作，撬动了两国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同时，由于日澳均有防范和制约中国的意图，两国加强安全与防务合作将会对中国带来不利影响，特别是在东海和南海的海洋权益争端上，日澳两国可能会联手向中国施加压力。
虽然在对《访问部队地位协定》的公开讨论中，日澳都避免提及中国。但事实上，应对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已成为其主要目标之一。日澳均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军力的增长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因而支持美国保持和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同时，受地缘上的临近与否、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国家身份认同和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日澳两国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的政策目标、手段和范围方面均存在着显著不同。所有这些，决定了对该协议的签署无须过度解读，日澳安全与防务关系距离正式的军事同盟尚远，具体的操作过程也并非一路坦途。
日澳强化安全与防务合作，并非如安倍所言“日澳深化关系是为了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种充满了浓厚冷战意识和零和思维的合作，只会给个别国家带来“稳定”，而损害大部分国家的安全利益。
必须看到的是，中国的发展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必然趋势。无论日本还是澳大利亚，都与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经贸关系，日本和澳大利亚若要挑起与中国的安全对抗，同时还想继续分享中国发展的经济利益，这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