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敌人到密友，日澳防务合作是否会走向同盟
慕小明
1月18日，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访问日本，并出席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被视为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核心决策机制，此前只有澳大利亚前总理阿博特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受邀参加，日本对特恩布尔此行之重视可见一斑。
日澳首脑此次会晤的重要议程，是加快完成《访问部队地位协定》谈判的框架协议，以简化日本自卫队和澳军在对方境内联合演训期间的人员和物资入境手续。如若达成一致，澳大利亚将成为首个与日本签署该协定的国家，日本自卫队也将能够在澳境内开展演训，进一步突破和平宪法对“海外用武”的限制。
近年来日澳安全与防务合作进展迅速
良好的防务关系标志着国家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日澳安全与防务合作的加强反映了日澳关系的深化。特恩布尔与安倍的此次会晤，可谓近年来日澳安全与防务合作发展的一个缩影。
冷战时期，日澳两国的合作主要是在西方阵营内的政治、经济合作，军事层面的接触很少。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9·11”事件以来，日本与澳大利亚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从防务对话、情报交流和反恐合作逐步拓展到联合军演、先进军事技术转让、合作开发军事装备和军售等多个方面，并呈现出合法化和机制化的特征。
2007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签署《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确立了日澳安全与防务合作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框架。2010年5月，日澳签署《关于澳军和日本自卫队间相互提供补给与服务的协定》，使两国军事力量可以相互提供后勤保障。2012年5月，日澳签署《日澳信息共享协议》和《国防相互支援协定》，不仅规定日澳之间可以交换军事装备参数和共享情报信息，还赋予了彼此维护和配置军事装备的责任。在一系列的双边防务协议下，日本与澳大利亚基本建构了机制化的防务合作体系。
与此同时，两国高层防务交流频繁。2014年4月7日，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成为首个受邀参加日本国家安全会议的外国政府首脑。安倍对澳回访期间，也获邀参加了澳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彰显了日澳两国在安全领域的亲密关系。同年9月24日，日本首相安倍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一致同意加快缔结《访问部队地位协定》。2014年的这两次日澳高层次防务合作磋商，使日澳防务合作提质增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签署后，日澳两国聚焦海上联合军事行动，合作内容更加丰富，层次也不断攀升。2015年7月5日，日本首次派出自卫队参加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护身军刀”联合军演。2016年4月，日本更是派出最先进的“苍龙”级攻击潜艇参加日澳联合军演。无论是日澳之间的双边演习还是共同参与的多边演习，两国都通过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加强了协作，为日澳共同应对《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所规定的反恐、裁军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保障能源和海上运输安全等奠定了基础。
日澳两国的军事技术交流与军售合作也在不断升级。近年来澳政府重点发展海上力量，计划未来几年为澳海军升级潜艇部队，对日本的“苍龙”级潜艇表现出浓厚兴趣，并在2014年6月举行的第五轮日澳“2+2”安全保障磋商会上讨论了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事宜。尽管澳大利亚最终在2016年4月选择法国为其建造12艘潜艇，使日本武器出口遭受重大挫折，但并未阻断日澳军事技术与装备合作的快速上升势头。
日澳强化安全与防务合作的动因
日本与澳大利亚强化安全与防务合作，根本原因是随着冷战后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日澳两国在政治与防务问题上出现了较大的利益契合，双方均有通过加强双边战略合作，提升各自在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强烈意愿。
冷战后，日本加快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发展，日本亟须美国之外的其他政治盟友与防务伙伴，通过与更多国家的政治与防务合作，换取它们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对日本的战略支持。近年来，日本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和新安保法，已经实质上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和平宪法限制，日本自卫队正在积极走向“海外用武”。澳大利亚与日本同属西方国家和美国的盟国，在对地区安全形势上的看法与日本较为一致，且地处泛洲跨洋之枢纽，与其合作将能显著增强自卫队在南太平洋和东印度洋的活动能力，自然成为日本积极争取的安全伙伴。
同时，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日两国已在亚太地区形成政治竞争态势。虽然日本表面上称中国不对日本构成安全威胁，但近年钓鱼岛主权归属与海洋权益的争端加剧，日本越来越视中国为对手，并积极在亚太地区寻找牵制中国的伙伴。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日本政府将澳大利亚视为除美国之外，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安全与防务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