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外交成绩是主要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外交同时在多个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外交政策覆盖的面比较广泛、头绪比较繁多，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
我认为，中国外交中取得成功的方面，与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政策出发点的基本原则直接相关。而外交策略需要改进的方面，则与国家利益界定或排序不明确有关。以国家利益为对外政策出发点这个原则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要在实际决策中把握好并不容易。
20世纪90年代初起，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坚持了“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2001年学界首次出现对这一原则的反思和讨论，此后讨论不断升温。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实力地位的增长是否已经到了经济利益第一优先的国家利益排序需要进行调整的阶段。学者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形成较大分歧。
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很长的时期内，我国的总体战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韬光养晦的原则确实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0年以后，关于是否应该长期继续实行韬光养晦原则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同利益的客观重要性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能再按照过去的利益排序规划外交政策。除了经济利益以外，其他领域的利益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了，不能简单地将其他领域的利益让位于经济利益。国家利益重要性的排序变化，要求外交工作更准确地把握以国家利益为外交出发点的原则，简单地坚持韬光养晦原则已经无法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了。
2013年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首先就是调整了外交政策所服务的国家利益排序。这体现为外交战略目标的转变，从创造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转向塑造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环境。
其中隐含的信息是，经济利益在中国外交中已经不是首要的、压倒性的利益考虑，我们的首要利益是从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角度来考虑一切外交政策，考虑我国和国际社会之间关系，考虑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战略关系。
这个转变符合中国综合实力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实力地位变化，也符合经济利益已非首要利益的客观变化。虽然这个战略转型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
依据综合国力将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外交首要目标是合理的，但综合国力是由不同实力要素构成的，在具体外交问题上的策略需要根据相关的国力要素来界定。例如，我国与美国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要大于经济上的差距，因此我国在安全问题上承担的国际责任就不能像经济问题上承担的国际责任那么大。对于具体问题上的国家利益界定和政策制定需要细致的实力与目标的可行性研究，不能以综合国力为制定解决具体问题的政策基础，要遵守实力要素不可转换性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