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军事实力最雄厚的国家，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能够长期保持全球军事存在的国家，这不仅源于美国建立了谋求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目标，更有赖于其为适应不断拓展的军事需求所进行的军事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了这些改革，才确保美军能够长期引领世界军事发展潮流，并同其他国家保持着一个或几个时代的差距。
二战后，美军大致经历了4次大的军事改革。上世纪40年代中期，美军依据二战教训，同时为适应打核战争的要求，对作战理论、指挥体制等进行调整，拉开了系列军事改革的序幕；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通过对越南战争的反思，美军启动了适应“高技术”战争的军事改革，创新作战理论、压缩编制规模；海湾战争后，美军以发展和应用“信息技术”为牵引，掀起了更为深刻的“新军事变革”；进入21世纪，随着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结束，美军又提出向“信息化”全面转型的建设目标，军队的编制结构、武器装备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前，美国正致力于新一轮的军事改革，力求将美军打造成为“全能、一体”的军队，继续领跑世界军事“田径场”。
创新发展军事理论
美军参联会前副主席威廉·欧文斯曾指出：“军事改革与其说是一场新技术的革命，不如说是一场通过创新作战理论，充分利用新技术的革命。”作为世界上军事理论最丰富、最具前瞻性的军队，美军始终将作战理论作为军事改革的先导和重要内容，要求军事改革必须建立在先进理论基础之上，避免军事改革的盲目性。
二战结束后，美军军事理论的发展可以用“井喷”来形容,各种新概念、新观点层出不穷。尤其是近年来，美军加大了创新的力度，相继提出“全频谱作战”“网络空间作战”“空海一体战”“全球一体化作战”等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指导了战争实践，更推动了美军的全面转型，从而形成了一套创新——论证——检验——再创新，当前和长远规划相结合的理论发展机制。
美军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从来不是毫无来由，也不是没有基础的空中楼阁，而是基于对未来战争形态超前判断的产物。美军认为，战争的突发性强，如果军事理论没有一定的超前性，将难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而且在美军的眼里从来没有“和平时期”的概念，他们的头脑中只有“战争时期”和“准备战争时期”，美军也因此成为一支充满 “危机意识”的军队。这种“危机意识”对军事理论的前瞻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得美军在军事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应用一代、论证一代，同时研究下一代的方法，美军参联会1996年提出《2010年联合构想》、2000年提出《2020年联合构想》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除了强调军事理论创新的超前性，美军还重视利用已有的资源，通过将现有的军事理论进行整合，实现“推陈出新”的目的。美军近年来提出的众多新理论、新概念中，有相当一大部分都带有明显的“遗传”痕迹。如1997年海军提出的“网络中心战”就是对美军此前“基于效果作战”“并行作战”“全频谱作战”等诸多理论的高度融合。而随后提出的“行动中心战”概念更是脱胎于“网络中心战”。2015年美军提出的“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作战概念则是对“空海一体战”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拓展。
同时，对战争教训进行深刻的总结，也极大促进了美军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长期以来，在美军中“热议”最多的并不是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这些所谓 “完胜”的战争，而是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那些令美军“精疲力竭”的战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军从未停止过对越南战争失败原因的反思，至今仍将其作为院校作战理论研究的一门必修课程。伊拉克战争后，美军各参战部队均向总部递交了行动报告。这些报告最大的特点是对取得的成绩一带而过，而对作战中暴露出的战术、指挥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检讨。美军还将这些报告放在网上，供全体官兵学习和查阅。这种正视问题、不怕揭丑的总结方式，为军事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从根本上确保了美军每打一仗，军事理论就会前进一大步。
此外，美军还十分注重发挥各种民间研究机构“集思广益”和各种实验室的检验评估作用。美国拥有众多从事军事理论研究的民间机构，这些机构大多数都与美国防部和各军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是美军军事理论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军还建立了一批作战模拟实验室，拥有数以千计的模拟模型，能够通过多种分析手段，对新的作战理论进行模拟和仿真实验，为军方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