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内媒体报道，十余份1945年至1947年间的国民政府机密电报证实，中国政府曾在抗战胜利初期，尝试原子弹研制工作。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研制原子弹。
两封国外密电
日本广岛、长崎遭受美国原子弹攻击后，原子弹成为二战结束后举世瞩目的“新科技”。日本投降尚不满两个月，国民党重庆政府驻瑞典大使何凤山，从斯德哥尔摩给蒋介石打了一通密电，这是驻外大使必须定期呈给蒋介石的例行“舆情报告”。电报内文是这样写的：
“据瑞典新闻社称：莫斯科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自一九三四年，在卡普甲教授督导之下，已完成分离原子之试验。据苏联发言人称，用苏联制造爆炸性原子之方法，制造原子弹，其成本较美国所制者为廉。”
十天后，另外一封也是有关外国发展原子弹的文件，也由侍从秘书以工笔楷书誊写呈给蒋先生，那是“军事委员会”专门管情报的第二厅中将厅长郑介民呈上来的一份《情报辑要》，这份简短情资报告是军统局驻伊朗德黑兰的情报官黄于安呈报回国的密电，电报声称：“据伊朗参谋本部密息，德国流亡科学家在喀尔巴阡山，造成新原子弹，较美国者简单，力大，成本亦低，英苏两方正力图罗致，确否待证。”
这两通电报叙述内容，毕竟和中国无直接关联，并未触动蒋介石的神经，而蒋先生真正起心动念，开始积极计划着手研制原子弹，还是受到他的党内对手、桂系大将李宗仁提议的刺激，李宗仁一度为蒋介石最初尝试研制原子弹的幕后推手。
李宗仁的建议
1946年1月间，北平行营上将主任李宗仁，得到了一项极为可靠的情报，讯息指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陆军省秘密派遣了一支技术人员队伍，到张家口采掘原子放射性原料。日本投降后，这个研发原子弹的小组中，有三十余人被中国共产党逮捕，其余未遭逮捕的人员，全都隐姓埋名藏匿在北平。李宗仁有意按图索骥，寻觅躲藏在北平的日本原子弹专家的下落，希望这些日本专家协助国民政府当局研发原子弹。
李宗仁汇集了所有的情报讯息，于1946年2月1日，打了一份报告，以密电形式拍发给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密电原文写道：渝委员长蒋：（9965密）据报，敌“华北交通会社”日人西田称：
（一）日陆军省曾派来我国张家口地区，技术人员七十余，端事采取核原料，于日军投降后有三十余人投入奸党，其余人员均散居北平。如我政府愿予留用，西田决能招集彼辈在中国研究，并将原子能设计成功报告，尽量使其早日成功，否则均不愿予以发表。
（二）该项技术人员曾在张家口取得一部原子弹原料，空运回国，对察绥各地矿产，探查甚详，两地铀之出产，仅百灵庙一处，年产铀可达六吨。
（三）在日本投降前，日本已装有五部机器，开始研究原子弹，后以美国发现，致将该项机器全部破坏。但此项技术人员，均在日本内地，并详悉其姓名住址等情，关于是项研究工作，我国尚无人主持，似应由中央指派专家商讨研究，如何之处，谨电呈核。发电地点北平发电人李宗仁电尾日韵参二华子世发出日期民国35.2.122:00收到日期民国35.2.2.06:50
由于蒋介石不放心李宗仁，故而私下交付给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代局长戴笠一项任务：查明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境内研制原子弹的详细经过。
戴笠的调查
不消两三天功夫，戴笠接连呈报给蒋介石几份密电，证实了李宗仁密电的内容。
戴笠的第二份密电到达后，由国民政府军务局上校参谋陈廷缜，转呈给蒋介石。
戴笠的调查，进一步证实日本有一名叫西野的原子物理学家，日本当局并在东京设置了“理化研究院”，并且有西野专用的研究室。早在战前，日本东京大学和大阪帝国大学，以学术研究为名义，自美国进口了一部离心机，专供西野研制原子弹之用。
戴笠向蒋介石报告，假如李宗仁之前提及的西田，如果正是西野本人的话，应该赶紧派人把他争取过来，以免西野落入其它国家手中。据戴笠查证，西野的实验室已提炼铀元素22磅，如果能把西野争取到手，不但22磅的精炼铀掌握在中国人手上，要进入原子能研究的堂奥，显然要事半功倍得多了。
为了详细厘清纷至沓来的原子弹情报，1946年7月24日，军政部长陈诚整合各种讯息之后，给蒋介石上了一份堪称完整的报告，针对从抗战胜利以来，那些自称能研制原子弹的情报来源，一一过滤其可行性和真确性之后，向蒋先生提出简要报告：
“……。二、办理经过经转电北京大学吴教授大猷洽办结果如后：
1.日人西田已返国，未能晤及其所拟计划。可注意之部分，仅为日人调查我国北部铀矿之结果，所拟‘提炼’及‘化学’部分俱无具体计划。该日人既已离华，其调查结果现亦无法取得。
2.日侨石原茂光等所拟之计划及图样等，多属谬误，显未受物理与化学基本训练，无考虑之价值。
3.拟定办法俟吕参谋长与北大郑教授洽复后再行呈核。”
陈诚这份报告，说明自抗战胜利以后，各种有关日本科研人员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讯息，经国民党当局逐一查证过滤，其结果似乎都是“确有此事，但是查无实据”。
组建专家班底 派出留美学生
其实，早在李宗仁向蒋介石汇报北平遗留有日本核弹专家的情报之前，蒋介石正悄悄计议着中国人自行研制核弹的可能性，负责执行此一计划的，是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
俞氏建议由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担任核弹计划的专家核心。蒋介石在重庆召见了吴大猷，当即向吴表示，他已下令拨给经费十万元法币，激活这项秘密计划。
吴大猷听完蒋介石一席谈，向蒋先生建言，发展核弹，钱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人才。蒋介石清楚了问题症结所在，当即向吴大猷承诺，美国退还清朝赔偿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可以拨用作为奖助人才赴美国深造的经费，至于人才名单，则请吴大猷选拔开具。于是，在吴大猷带领下，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这批研习物理学的年轻学子，踏上了留学美国的旅途。
蒋介石召见过了吴大猷以后，交代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应延聘人才继续积极展开原子弹研发工作。除了吴大猷教授之外，其时担任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的郑华炽、化学家曾昭抡（曾国藩曾孙）、数学家、西南联大教授华罗庚，皆为兵工署研发原子弹的核心专家。
吴大猷等人选定的年轻学者，已经陆续赴美深造，中国的原子弹研究计划正式激活。1946年6月，一个以研制原子弹为核心任务的单位正式组成，按照计划，“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和早先成立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密切配合，展开原子弹研发作业。
胎死腹中
然而，随着国内局势的日益紧张，以及辽沈战役的开打，国民党当局的军费渐呈捉襟见肘之势，为了研制原子弹而派遣的年轻学者，仍在美国继续深造之中，当局仍然持续供给经费，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但是，为了撙节经费预算，“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徒然维持着虚有其表的空壳子，研制原子弹的组织单位不仅不再扩大，还有逐步缩减的打算。
白崇禧于1947年4月21日，呈送了一份《要件演示文稿》给蒋介石，开宗明义建议蒋介石“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
这份公文发出后，却有如石沉大海，完全没有下文。一个多月后，由蒋介石兼任院长的行政院，终于把这份公文递送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办公室（无异蒋介石的左手交给蒋介石的右手）。蒋在这份公文上批示：“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须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应缓办。”
本来计划大张旗鼓的“原子物理研究所”，最后终因内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蒋介石被迫忍痛割爱，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期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即如昙花一现。计划搁置后不到三年，蒋已败退台湾，他二度准备研制原子弹，已是四五年后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