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弹接踵而来，一发、两发……第三发炮弹在左权的身边落地爆炸——黄埔一期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倒在了山西辽县十字岭上。
如果再向前５００米，左权和１００多人的干部连就可以跳出敌人的火力圈。
“弹片从他的前额和腹部打进去。”左权当年的警卫员陈利财回忆，“我们搀着他向前走，才走了十几米，他身子就一下子软了下来。”
这一天——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５日，是日伪军２５０００人对我太行、太岳根据地“总进攻”的第１０天。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类似这样的“扫荡”和反“扫荡”，几乎贯穿了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的全过程。
所谓“扫荡”，是指日本侵略者为了扑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大规模的进攻。特别是１９４１年以后，“扫荡”成为日本侵略者每年的例行任务。 “光一个晋察冀根据地，就有２５００万人口，县政权１０８个。”原晋绥野战军独立１旅７１４团政委刘月生说，敌后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令日军日夜不宁。 “‘扫荡’一般每年分成春、秋两次进行，春季是为了不让我们播种，秋季是为了不让我们收麦子。”８４岁的老八路王世昌是刘月生的老伴，原白求恩军医学校的学生。
晋察冀军区缴获的一份日军作战命令中这样写道：“……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填死或下毒。”
制造“人圈”，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清乡”……在日军越来越血腥的围攻下，我抗日根据地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每个战士每天只有７两小米。”刘月生回忆。
很多部队被迫化整为零，一个团分成若干支小部队深入到敌后作战。在晋察冀军区教导团工作的张怀瑞所在的团取消了营的建制，直接编成５个战斗连和１个侦察连，进入敌占区坚持抗战。
“连病号都没有粮食吃，只能从树上打点枣当粮食。”张怀瑞对困难情况记忆深刻。
然而，就是这些食不果腹、枪弹不足的军队，一次次战胜了日军强大的进攻，吸引了中国战场上的多数日军。国防大学军史专家徐焰作了这样一个数据分析：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在为数不多的长沙、随枣等大规模战役中，每次投入兵力３０个大队左右，４万至５万人。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日军４万人以上的“扫荡”有２０次之多，万人以上的，则有１００多次。
“１９４１年日军‘扫荡’晋察冀根据地时，动用了８０多个大队１０多万人。”徐焰说。
从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３年，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愈战愈强，扭转了战争形势，逐渐转入反攻阶段。１９４３年，仅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同日军作战就有２４８００余次，歼灭日伪军１８．１万余人，攻克据点７４０多处，取得了反“扫荡”作战的最终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