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叶剑英同志诞辰110周年，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也已接近30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叶剑英同志为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推动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立下的丰功伟绩。
一、推动党和国家实现伟大历史转折
叶剑英同志作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一生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渝，对党和人民无比忠诚。在各种严峻的考验面前，总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决同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表现出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斗争艺术。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叶剑英同志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道，根据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有力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这场斗争中，他起了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民群众希望尽早结束社会动乱，使党和国家工作走上正确轨道，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然而，由于“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中，国家的各项工作虽然有所前进，但还未能突破“左”倾错误理论的束缚，仍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治国”，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的局面。为打破这种局面，叶剑英同志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排除阻力，坚决主张让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尽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叶剑英同志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要求下，邓小平同志终于重新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工作，许多老革命家、老同志的工作也陆续得到恢复，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从而使党和国家有了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核心，为历史转折的实现准备了干部力量和组织基础。
二是坚决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粉碎“四人帮”以后，“两个凡事”的观点严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了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叶剑英同志明确支持邓小平同志的主张。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叶剑英同志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他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思想的批判。1978年春天，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以后，叶剑英同志坚决支持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的大讨论。这一讨论，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与邓小平等同志一起，推动中央做出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1978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组织路线方面的转变，使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成为历史发展的迫切要求。当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许多老革命家积极努力，终于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把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次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着重强调了领导班子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和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三个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阐述，与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完全一致，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等一系列战略决策，从而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在实现党和国家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同志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改革开放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叶剑英同志以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和政治远见，在推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祖国统一、干部队伍年轻化以及民主法制和军队国防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新的历史功勋。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初步而郑重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主要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指出，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要达到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全国每个地区、每个部门、每个单位以至个人，他们的工作评价和应得的荣誉，都要以对现代化建设直接间接的贡献如何，作为衡量的标准。为了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为此，不仅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要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篇讲话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及目标得到了进一步明确。
此后，叶剑英同志又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一道，旗帜鲜明地反复强调，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把充分发挥我国现有企业的作用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但要研究我们自己的经验，还要有分析地研究外国的有关经验。特别是对当时存在不同意见和争论的改革开放的某些实践如特区建设、包产到户等，他都给予了宝贵的支持。
1979年，叶剑英同志在广州听取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和创办经济特区的汇报后，表示大力支持，并要求广东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呈报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1980年4月，他专程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听取两市市委的汇报后，对经济特区的创办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勉励大家“你们办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同年8月，叶剑英同志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1年4月10日，在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广东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取得显著成绩时，叶剑英同志肯定说：“这办法好，要加以推广。”在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全力支持下，我国的对外开放、农村改革得到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呈现出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三、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做出重要贡献
进入历史新时期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从维护祖国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把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作为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制定、实施和发展了对台方针政策。早在1955年，党中央就提出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设想，接着又提出准备同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背景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确立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1979年1月，叶剑英同志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强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台湾的现实情况，尊重台湾的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告台湾同胞书》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重要宣示。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同志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后来被称为“叶九条”)方针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的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提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的主张；提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提出“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③。
关于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实际上明确了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所以，1982年1月，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④此后，邓小平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对这一构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使这一构想日益完善，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首先被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1984年和1987年，中国政府分别与英国政府、葡萄牙政府，就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奠定了基础。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到祖国的怀抱。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在探索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经过海峡两岸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祖国大陆与台湾逐步结束了长期隔绝的状态，两岸人员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日益发展。两岸经济相互促进、互利互补的局面初步形成。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它是祖国统一的坚固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叶剑英同志为这一伟大构想的形成和祖国统一大业的推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以身作则推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迫切需要大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以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同时也需要解决好老干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叶剑英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叶剑英同志非常重视并很早就提出了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提出来，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1979年，鉴于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已经重新确立，年富力强的同志也已挑起了重担，叶剑英同志请求中央同意他退出领导岗位。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引用唐朝诗人李商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再次谈到干部新老交替问题，强调后来者居上，年轻的超过年老的，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希望新上来工作的年轻同志，同老同志亲密合作，挑起重担，奋勇前进。他恳切地说道：我今年85岁了，年老多病。做事已力不从心，从党的事业着想，我曾多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在中央没有决定我退出之前，当尽力而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83年2月，在他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将满之际。他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他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候选人。五届人大常委会考虑他的身体状况，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给他复信，表彰他在历史上为党为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高度评价他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所做的辛劳而卓有成效的工作。1985年9月，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收到叶剑英等131位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的来信。十二届四中全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给叶剑英同志发出致敬信，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光辉业绩。
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身体力行和大力推动下，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建设迈出重要步伐。到1985年底，全国已有近46万名中青年干部走上县级以上领导岗位。⑥到1986年底，全国共有137万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离休或退休。⑦叶剑英同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促进干部的新老交替和干部制度改革，为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做出了突出贡献。
叶剑英同志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始终追求真理。他所作的“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的诗句，是他不懈奋斗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在党和国家重大和紧要的历史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发挥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他“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他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献身精神，好学深思、勤奋工作、顾全大局、团结同志的高贵品格，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我们纪念叶剑英同志，就是要以他为榜样，继续完成他毕生追求的事业；就是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