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至2010年上半年，中央综治委办公室、中央综治委预青办等部门联合开展的“重点青少年群体摸底排查专项行动”结果显示，全国约有2820万名达到法定入学年龄但又不在学、无职业的闲散青少年，其中“有不良或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115万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青少年达25万人。
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拍成电视
记者见到阿芳时，她顶着湿哒哒的头发，趿拉着一双夹趾拖鞋，坐在太阳底下，偶尔用眼睛瞄瞄那些正在烈日下训练的同学。
15岁的时候，阿芳和室友一起离家出走。原因很简单：“我爸爸很早就去世了，妈妈不管我，所以我也不想读书了。”
一个月前，她的QQ响了，是妈妈发的消息：“阿芳，回来吧，妈妈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那样对你了。”
“我本来不想回家，可是我妈妈一遍又一遍地求我，我心软了。没想到一回来就被送到这所学校。”阿芳笑了，带着一丝无奈。
“离家出走你怕吗？”记者问她。
“不怕，因为我和室友一起。”说起离家出走她有些兴奋，“我们去了上海、深圳、广州，什么都干过，在酒吧也工作过，喝酒、吸毒、抽烟样样都会。”
“那你的室友现在怎么样了？”
“她好惨。我离开的时候，她怀孕了，她的男朋友也不要她了。”阿芳望着龙悔学校围墙铁丝栅栏外的天空，轻轻地叹了口气，“唉，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
龙悔心理专修学校是一所专门为转化教育阿芳这类“潜力生”开办的特训学校，在这个学校里有50多名学生，大多有过沉迷网络、辍学、离家出走的经历，甚至有吸毒、打架、犯罪等行为。和阿芳一起进来的女孩在外面做足浴时还曾被强暴过，那时才十五六岁。龙悔的校长吴军豹说：这里的每个学生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拍成电视。
吴校长做了4年的特殊教育，他将这些学生分为三类：行为不良型，如打架斗殴、吸毒、偷盗等；心理障碍型，如社交恐惧、偏执人格；青少年次文化型，如厌学逃学、性别模糊、追逐非主流、混黑社会。吴校长说，他更愿意像欧美一些国家一样，称他们为“潜力生”，因为他觉得从教育学上分析，这个青少年群体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由于认知、情绪、意志力、环境等诸多环节出现问题，导致他们的学习成绩暂时落后于同龄人，并造成他们在学习意志、心理健康、行为性格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临时性障碍。而这些问题与障碍，是可以通过人为干预逐渐消解的。这就意味着这些孩子存在着转变的潜力，而且他也担心“如果给他们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会给他们心理上带来负面影响，加重他们的心理疾病”。
“这些孩子应该被称为带着残留问题行走扭曲道路的群体。”中国江西新闻网代总编辑、心理咨询师王光忠却认为把这些孩子定义为“潜力生”不够严谨，他认为只有正视问题，才能够改变自己。
在记者询问阿芳为什么进龙悔时，她笑着说：“当然是因为我有问题，才被送进来学习的。”停顿了一下，她望着那边在训练的同学继续说，“来龙悔的学生每个人身上都是有些问题的，要不然也不会进来。”
游木，来自深圳，他称自己被送进龙悔的原因是“有网瘾、不听话”。问他怎么不听话，他也说不上来，只说：“除了吸毒，我什么不好的事都干过。”不吸毒，是因为他“在电视上看到吸毒的坏处”。
行为班的班长邹翔也吸了半年的冰毒。据他自己描述，他的那些朋友在他面前吸冰毒，前两次“忍住了”，第三次的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
学习班的赵冰也是一个有毒瘾的学生，来到龙悔后仍然想方设法弄到烟和毒品。邹翔说：“他连心理班那些学生的药物都偷来吸。”
阿英今年15岁，是心理班的学生。记者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对着记者问：“你爱不爱我？”与她有过接触的心理系实习生毛情红介绍说：“她患有歌德斯尔摩情结，简单地说是爱上了害她的男人。”
阿英13岁时曾被一黑社会贩毒分子迷奸。事后她竟爱上了施害者，并跟随其生活，为其贩卖毒品、坐吧台、当服务生，并遭受别人的毒打。阿英说自己曾经每天能赚上好几千元，其中一半要给自己的爱人。去年9月，她开始吸食毒品。
“我交过8个男朋友，他们都三四十岁，我不是真正爱他们，我知道他们要我做什么，但总比闷在家里好，爸爸妈妈不爱我，我希望得到爱，而他们就是那样爱我，我觉得很幸福。”
来到学校后，阿英原来做了内蓬的红色头发被“修理”成黑短发，皮肤因军训也变得黝黑粗糙。同寝室的同学告诉记者，阿英经常莫名其妙地哭起来，刚开始同学们还会劝慰，后来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阿英右手中指上文了个“强”字，有一天她主动告诉毛情红，强是她真正爱的人。“我们很相爱，但是由于他比我大很多，我们双方父母都不同意。他是黑社会老大，不知道我来这所学校，他知道了一定会把我带出去的。”
“强”，就是把13岁的阿英迷奸的黑社会贩毒分子。
“有一个黑社会的兄弟为了我被砍了8刀，这世上没有谁能像他们那样去爱我，包括我的父母，所以我甘愿为他们做任何事。”她说。
每一个“潜力生”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
樊彬是龙悔的实习老师，在实习期间主要担任心理咨询师，也兼任文化课教师。他告诉记者： “在学校玩亲情排序游戏的时候，他们经常把父母排在很后面。”
游木就把产生网瘾的原因归咎于家庭。“他们常常在我面前吵架，我不愿意和父母说话。”他甚至说，想女朋友的次数比想爸妈的次数还多。
而阿英4岁时母亲就离开了她去法国当保姆，父亲对她也不是很关心。说起自己的妈妈，阿英很难受：“我很想我妈妈，但是我又很怨恨她，她说话不算数，说回来又不回国。她一个月才打一次电话给我，但是每次我都会挂掉她的电话，不然就和她大吵。”
“奶牛”之所以逃学吸毒也和家庭分不开。“奶牛”的爸爸来接她回家的时候对本报记者说：“是我们没有做好，她妈妈在5年前就去美国陪她哥哥读书了，我又要做生意，所以女儿一直都是爷爷奶奶管。”
邹翔的情况和“奶牛”差不多，他一直跟着爷爷生活，是家里的长孙。
吴校长说来龙悔的学生基本上属于两种：富二代和穷二代。“不是富家子弟就是留守儿童”。
学习班的王秀就是一个留守儿童。她的父母在生下她40天后去外地打工。她被寄养在阿姨家，父母则常年在外，每年回来一两次。她原本学习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学校有700个人认识我，因为成绩经常是在全年级前十名之内”。
说起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初中生活时，她颇为自豪地说，初一时她是班上的佼佼者，语文、英语、物理都不错，老师也常常夸她。然而谈到“转变”时，她有些黯然，“初二下学期她交了坏朋友，被一群女孩子带着去上网、滑旱冰。她平均每天上网的时间有近9个小时。”
父母恨铁不成钢，开始打骂她。王秀更加反叛了，最后选择了离家出走。在离家出走的一两个月间，她靠打工赚取生活费，做过酒店的服务员，当过工人，还曾当过理发店学徒。
谈到那时的叛逆，她认为最大的原因是“被朋友带坏了”，还有家庭的原因。王秀常年和阿姨生活在一起，甚至她称阿姨为“妈”。在她看来，父母每年回来一两次，很少关心她，而且重男轻女，“无论我做对做错，爸爸都会打我。我弟弟也常欺负我，打我。一旦我还手，我又会挨打。”王秀似乎在讲着别人的故事。
来到龙悔后，学校规定亲属一个月只能来校探望一次。王秀说她想念阿姨，希望阿姨来看望自己。
王老师是江西省上饶县一所农村完小的语文教师，他在这所小学已经任教5年。他所接触的学生很多都是家长在外打工，把子女留给妻子或者自己的父母带。
王老师说：“在农村小学和中学上网玩游戏、偷盗、早恋、打架已经成了一种难以遏制的现象，并且有不断蔓延的趋势。”
在南昌另一所特训学校任教的老师告诉记者，送进来的学生家庭经济条件一般较好，但家庭环境比较特殊，如离异家庭、单亲家庭等等。(文中涉及的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资料链接：2010年2月1日，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第三次发布《中国青少年网瘾报告》(2009年版)。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城市青少年网民中，网瘾青少年比例约为14.1%，人数约为2404.2万人。本报记者 李菁莹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