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市文管会的经历，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王连茂：到文管会工作以后，我开始由口述史转入地方史研究。1978年我的第一篇习作《明末泉州的地租剥削与“斗栳会”斗争》，发表于《泉州文物》第24期。没想到被来访的日本学者三木聪翻译成日文，刊登于日本北海道大学东洋史谈话会办的《史朋》第17号。这使我深受鼓舞，随后又写了《蒲寿庚屠杀南外宗子考》一文，1980年刊登于《泉州文史》第4期。这场关系到泉州港命运的宋元交替时的大屠杀，其发生的时间及被杀戮的南外宗子人数，各种文献记载不一。我的文章首次披露了《宋天源赵氏族谱》中的《南外宗孙由馥府君遗嘱》，为厘清这两个问题提供了重要证据，后来也被美国学者贾志扬的专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所采纳，还被评价为“对各种相关史料做了堪称典范的比较研究”。
这一阶段，我的最大收获是从各姓族谱中抄录了大量闽南人迁移台湾的记录资料，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1—1983年，由于庄为玑教授的帮助，我在厦门大学历史系进修两年。选修课中，陈碧笙教授的《台湾史专题》对我帮助最大，即撰写《从族谱资料看闽台关系》一文为结业论文，获评“优等”。该文后来被刊登于《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在进修期间，经庄老师提议，我着手编纂《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计35万字，1985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好评。据中新社报道，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陈高华认为，该书“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对于研究历史上闽台关系具有很高价值。”日本东京大学滨下武志教授认为：“这是一本十分新颖的书，像这样的专题性族谱资料的书很少见，在历史研究上很有参考价值。”台湾一位学者读过这本书后高兴地说：“这部书提供了研究台湾移民史和闽台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著名学者来新夏则撰文评价“它填补了文献整理工作的一项空白。”
1991年2月15日，王连茂（右一）在新建海交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项目协调员杜杜·迪安（左二）讲解。
5.1986年6月起，您出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简称泉州海交馆，下同）馆长。在这之后的20年间，您甘于奉献，带领馆内工作人员一道奋斗，使泉州海交馆的海内外影响力不断增强。在这期间，您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
王连茂：1984年4月，我出任泉州市（1985年地改市后为鲤城区）市委统战部部长，但无意于仕途，一直要求回归文化界。经组织上同意，即于1986年6月被调任泉州海交馆馆长，我深感荣幸。
但海交馆的现状又让我深感忧虑。它自1959年成立以来便蜗居于开元寺内，无法发展，所以我下定决心要彻底改变这一现状，便在上任伊始的全馆大会上提出“在开元寺外理想地段另择新址，力争五年内建造一个新海交馆”的宏伟目标。这是我的誓言，可是我无法预知，后来发生的一切会是那样的波澜起伏和充满戏剧性，最后竟成了一次国际性重大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
市领导的大力支持，使我们充满激情，以最快的速度做好各项前期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四处奔走呼吁，想方设法募集资金，已争取到东湖边上50亩规划用地、国家旅游局先期资助的20万元和中央一部门下达的400万元拨款计划，同时完成了建筑设计方案，并正式立项。正准备1987年下半年正式动工，不料遇上了全国雷厉风行清理基建项目，海交馆项目也不例外，连中央部门的拨款计划也被取消。这如同一盆冷水，将我们浇了个“透心凉”。建馆何日重启？看似遥遥无期。我只能默默祈求情况的变化。
1988年12月初，泉州市收到福建省人民出版社总编舒亭同志转来他的老上司、前驻阿曼大使袁鲁林同志的一封长信，说他刚应邀参加阿曼国庆节，该国民族文化遗产部大臣告诉他，1988—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实施多国参加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重点是海上与陆上的考察活动。海上考察于1990年10月开始，考察团的各国专家学者会乘坐阿曼国王的万吨游轮，从意大利威尼斯出发至日本大阪结束，中国的考察点是广州。袁大使随口问道：“为什么不到泉州考察？那里有你们阿拉伯人古老的坟墓、清真寺和其他名胜古迹，还有很多阿拉伯人的后裔。”那位大臣很感兴趣，要他赶紧提供材料，说明年1月教科文组织要在他们首都开会，再次确认考察点，他愿意帮忙提出建议。原来，袁大使早年曾在福建省委宣传部任职，熟悉泉州的历史，又是个有心人。
我立即布置几位研究人员分头搜集资料，我则负责撰文，介绍泉州在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和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存。我们用了20天赶制出申报文本《为了“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计划的圆满成功——请注意：泉州应该是这项科学考察最重要、最理想的地方之一》。我在文章中开宗明义写道：“大量的历史事实提醒我们，考察‘海上丝绸之路’如果忽略了泉州，就像‘陆上丝绸之路’忽略了西安一样，将是很不全面的，甚至是很逊色的。本文之目的，即在于提请考察计划的制订者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文后附上各国有关泉州的研究与各种考古发现的大量新闻报道影印件，并立即送交袁大使及中国教科文全委会。福建社科院学者陈达生刚好要出访法国，又委托他将文本送到巴黎教科文总部。1989年1月在阿曼首都召开的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增加泉州为考察点，获得会议通过，并决定考察活动的所有内容都集中在泉州进行，时间是1991年2月14日至19日，前后6天。广州的考察时间改为2天。
消息传来，市政府立即紧锣密鼓地进行筹备工作。我也抓住时机，在省市两级筹备工作会议上多次呼吁，必须马上动工兴建新海交馆，它不仅是泉州考察活动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也关系到国家的声誉。这一提议得到了省市领导的支持，并向国务院申请项目解冻。1990年元旦，新海交馆终于破土动工了。
然而，海交馆不仅要负责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联合举办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工作，组织最高水平的中国学者团队，在会前编印论文集；还要在一年又两个月内筹足资金，确保新馆顺利建成，同时完成新馆的展陈，万分艰难。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海交馆人都豁出命来，夜以继日地做好所承担的任务，精神十分感人。我特别要感谢郭育生同志，他不仅日夜蹲在工地，解决许多难题，还要跟我跑北京争取资金，并从国家计委额外争取到50万元资助。最终，经过奋战，1991年2月新海交馆大楼竣工，并提前5天举行预展。
1991年2月14日是除夕，当天下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团乘坐的万吨游轮抵达泉州后渚港，欢迎场面十分热闹动人。2月15日上午，泉州海交馆举行开馆典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中央、省、市各级领导和来自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为新馆落成剪彩。新海交馆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内容丰富多彩的展陈，赢得了国内外专家和观众的好评。
在华侨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也非常成功，中国学者展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我代表东道主所做的主题报告《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概述》也受到好评。让与会者惊叹不已的事，是大家进入会场时，发现每个座位都摆着一本论文集，有64万字，他们简直不敢置信。因为考察沿途举行的18个国际研讨会，唯独泉州在开会时就已出版了论文集，难怪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项目协调员杜杜·迪安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激动地说：“这次研讨会将成为教科文组织这项意义深远的活动的一座智力同时也是伦理的里程碑。”
6天的各项考察活动，高潮迭起，成果累累，被称为考察全程的最高峰。2月18日晚上，在市政府的欢送宴会上，教科文组织为华侨大学副校长庄善裕和我颁发了铜质奖章。19日考察船离开泉州。
之后，中方研究机构又先后两次同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都在海交馆举行。一次是1994年2月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伊斯兰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由福建社科院负责筹办。一次是1997年12月的“中国与东南亚”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海交馆负责筹办。泉州也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丝绸之路研究计划”的10年间，唯一与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过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城市，影响很大。
泉州伊斯兰文化陈列馆奠基仪式上，迪安博士和其他嘉宾为菠萝蜜培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