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政治漩涡的“局外人”
杨景辰
晋江新塘街道后洋社区有一座芙蓉杨氏大宗祠，祠内有众多与杨景辰相关的匾额。
杨景辰的遭遇与张瑞图有点类似，都牵涉崇祯初清算阉党的“钦定逆案”，不过杨景辰被定的罪更轻些。
杨景辰，字载甫，号侗孩，明代晋江二十六都芙蓉乡(今晋江市新塘街道后洋社区)人。他生于明万历八年（1580年），家境贫寒，但为人勤奋好学，学识出众。据说，杨景辰还是生员时，便在乡中立蒙馆教授村童，以所得俸薪补贴家用，也是一位吃苦耐劳的有志青年。
万历四十年（1612年），景辰中举。越年，赴京会试，以会试第二名，廷试二甲第十七名联捷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在翰林院内，他静下心来修文研经，清乾隆《泉州府志》称其“苦学不异诸生时，汲冢、禹穴、逸经、外史无不窥；金简、玉函、百家、众技无不研；朝彝、国计、边务、刑名无不谙”，他触类旁通，博通古今，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景辰个性淡泊，不爱与官员们扎堆交际，为人处世又十分稳重大气，故而“岿然负公辅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景辰丁母忧回籍守制，服满复职。天启二年（1622年）迁左春坊谕德，为当年春闱典试官，“拔多名士”。后升为詹事府少詹事，兼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天启六年（1626年），杨景辰升礼部侍郎，仍兼掌詹事府院务，由于他形象威严、方正，朝廷令他教习庶吉士，同时受命为《三朝要典》副总裁。他面对这些年轻有才华、前途无量的庶吉士们，不敢有丝毫怠慢，“日程月课，谆谆以考”，还经常陪他们修习典故，“为经世实用”。不多久，景辰被调任吏部侍郎。虽然那时，朝中阉党时常吹嘘魏忠贤“功德”，欲拉拢、收买景辰。但景辰为官清廉正直，总是当面怼他们，故而这帮宵小“筐篚罔敢进者”，用来贿赂的“礼物”都不敢递到他面前。
天启七年，熹宗薨。思宗即位后，当年十月即以果断措施着手铲除魏忠贤阉党，晋升杨景辰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又升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与来宗道同时入阁。
景辰在入阁辅政的几个月间，屡欠恳切陈情，针对国策、时弊积极提出兴革建议，如“叙川功则汰冒滥，录忠党则起废锢，请内帑则勒二疏”，当时福建灾荒，为此他还提出应“惠全闽则停加派”等，最后达到“养天下以和平之福”的目的。《泉州府志》认为他的这些建议皆“正直长厚”。崇祯帝曾向景辰展示谏官所上《营伍虚冒》一疏。景辰阅毕如实上奏说，现在天下兵饷空虚，如京营十余万领饷，“有兵操练，防守无兵，积弊已久”，纵然一时整顿不来，也该责成提督及巡视衙门进行清查，不能老让这种现象存在下去。而边关的冒领军饷，则多是因为“将领贪贿，以致三军枵腹，今后将官有不称者，宜现成督抚大臣据法参究”。不仅如此，景辰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边事之害，皆由无事偷安，有事仓皇”。崇祯帝听后动容，联想起这一年爆发的全国性大灾荒，以及陕西发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不禁叹曰：“卿言极是，今日之患正是有事而仓皇。”
景辰在翰林院教习庶吉士时，曾为《三朝要典》副总裁，千不该、万不该，他在这部要典中曾随大流，三次疏颂忠贤。这虽是无奈之举，但后来在“钦定逆案”中，言官、御史抓住这点，交相劾之。定案时，景辰这位“局外人”俨然也在名单中。
当时崇祯钦定的逆党罪犯共262人，按罪行轻重，分为六等，其中第五、六两等的处罚最轻，张瑞图属于第五等，而杨景辰属于第六等。最终，杨景辰因逆案而“落职闲住”。景辰罢职返乡后，始终放不下这份委曲，最后忧思成疾，于崇祯二年（1629年）病逝，享年五十。身后留下著作《杨大学士文集》。
今在景辰故乡有座芙蓉杨氏大宗祠，祠内寝殿两侧墙壁上嵌有一对青石字匾，上刻遒劲行书楹联——“继祖宗一脉真传，曰清曰白；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此联是清代书法家庄俊元的真迹，亦是庄俊元对杨景辰清白为官的一种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