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
有一个养鱼场，很大，老板雇了一个养护团队，专门防止鱼苗死亡。老板一开始这么发薪，团队来的次数越多、发现病鱼的数量越多，给的钱越多。结果，老板的支出逐月增加，病鱼死鱼不断增多。问什么原因，答复要么是鱼池消毒不够、周边环境问题，要么就是养鱼工人的喂料水平有问题、饲料有问题，所以鱼的得病率上升。
后来老板改了一下出钱方式——总承包，按照上一年的总支出，比如10万元，再增加5万元，花多花少就这么多，最后保证多少鱼苗成熟就行。结果，鱼死得少了，团队来得次数也少了。
故事二
有一个养猪场，请了一位兽医做防疫。从小猪出生到出栏，兽医每隔几天就来一趟，这次要打个疫苗，下次要解决猪耳朵发红的问题。小猪30斤还没长到，就已经打了两三次疫苗了，而且是每头都打。
猪场负责人发现这么下去可不行，防疫成本噌噌涨，于是就改革。防疫支出与总出栏数挂钩，比如最终有三万头出栏，整体承包给兽医。一共这么多承包费，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达到这个出栏数就行。结果，一头猪平均的防疫成本降了一半还不止。
故事三
有一家KTV，请了一个调音师，负责调适包房设备。一开始，管理方按照调音师来的次数、调的设备数给钱。管理得很细，甚至调音师一个晚上去了几个房间都算绩效。KTV希望的是设备都别出问题，或者少出问题。结果适得其反，出问题的设备越来越多，甚至调音师今天调了这个设备，明天就坏了。
KTV调整管理思路，要求调音师不管来几次，不管调多少设备，反正一年就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要求就是大部分设备保持正常运转。结果调音师来得次数大大减少了，设备运行得更加顺畅了。KTV的保养支出也下来了。
当记者问到三明医改的理念，詹积富讲了上面三个故事。
故事所揭示的道理，放在三明医改上，就是：把医保基金按人头、年度打包支付给健康管护组织，让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价值取向，与老百姓的利益诉求同向而行所得到的利益，大于原来不完全吻合甚至相背所得到的利益，才能让医务人员“左手做预防、右手下处方”，从而提升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益，真正做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医改改什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让医疗回归医学本质，让医生回归救死扶伤的本质。把医药从普通商品和消费领域拉回来，把医院从工厂、企业的定位拉回来。”詹积富说，“医院不是经济部门，不宜采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规则；医生也不是领计件工资的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决不能是。”
詹积富61岁，一张国字脸，声音略有沙哑，带着闽中口音，谈到兴起，总是猛地撸一下头发，甚至激动地站起身来。他是福建三明本地人，退休前曾任三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建省医保局局长，被外界誉为“三明医改的操盘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