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方面，习书记有很强的魄力和领导能力。1989年，全国各地掀起学潮风波，宁德地区也未幸免。当时，有一批温州的中学生搞“串联”，准备从福鼎入境福建，汽车上都刷着刺眼的标语，情势特别紧张。我当时感受到压力很大束手无策，就请示习书记，怎么办？习书记态度鲜明地跟我讲了两条：第一，要认定中央，跟定中央，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第二，要阻止学生进行串联，汽车车身上的标语更不能进入福建、宁德传播。我们根据习书记的指示，在汾水关设立检查站，一是劝说学生回各自学校继续上课，二是把汽车的标语通通洗掉。从后面中央对此事的处理来看，习书记当时的决定既果断又正确，稳定了大局，稳定了人心。
他的这种胆识和魄力还体现在反腐工作上。当时宁德地区干部违规违纪建房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福鼎甚至出现了“干部街”，就是一条街都是干部利用特权盖的新房。对此，老百姓意见很大，甚至写信向中央纪委反映情况。他来了以后不久，就下决心开始清房，而且从领导干部下手，房屋该拆除的依规拆除，干部该惩处的依法惩处。当时福鼎的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均受处分，在整个宁德产生了很大影响，老百姓反响很好，干部队伍作风也得到整饬。
还有一次，习书记刚到福鼎，就想去海岛调研。调研当天，赶上风浪大作，船在浪里不断起伏摇曳，非常危险。我们劝说习书记：“这么大的风浪，就不要登岛了，太危险了。”可他却很坚持，说既然决定要上去，就一定要见到群众才可以。就这样，我们在风浪中又搏斗了几个小时，最终还是登不了岛，他当时还批评我对海域气象了解不够，太扫兴了。大家都被习书记的勇气和心系偏远群众的情怀深深折服。
第三个方面，习书记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并与他们交朋友。他到宁德之初，一直在基层开展调研，把注意力放在抓经济、抓政治等方面，对宣传报道这方面注意力相对就少了一点。在一次干部会上，宁德地区通联站站长翁德云同志站起来“开炮”，公开向习书记提出批评，指出地委对新闻工作缺乏重视。翁德云胆子很大，大家听了替翁德云担惊，不知道习书记会作何反应。没想到习书记听完之后，欣然接受他的批评，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而且后来还和他成为好朋友，经常就新闻宣传的问题和他交流。习书记的胸怀宽广，坦诚待人，在整个闽东都传为佳话。
采访组：从您个人经历看，习近平同志还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杨有志：习书记对我个人可以说有再造之恩。1984年，我在霞浦县当县委书记。当时闽东地区只有霞浦一个小口岸开展对台贸易，受中央精神的鼓励，在地委要求之下，我们开始把对台贸易扩大，大胆试大胆闯，但没想到一下子“冒”了。当时规定，大陆和台湾做生意单笔不能超过3万元，也就是小额贸易，但是我们做了一笔500万元的蘑菇罐头交易，也就是闻名一时的“杜国桢案”。杜案当时影响很大，处理结果是把我由县委书记降为福鼎县委副书记，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客观地讲，这个案子对闽东干部的改革开放热情打击很大，大家都背上了思想包袱，不敢往下闯了。习书记到宁德以后知道这个情况，对我非常关心，一直鼓励我：“不要紧，你是一条汉子。只要你大胆工作，干出成绩，组织还会关心和重用你。”当时，大多数人对于我们这种犯了错误、受过处分的人都既同情又敬而远之。习书记非但没有如此，反而对我体恤备至，愿意给我这样犯过错误的同志重新投身事业的机会。跟着这样的领导干工作，哪还能没有动力、没有干劲呢？1988年《福建法制报》刊登了一篇我的访谈文章《放胆书记话放胆》，我讲了这个看法。后来我老婆得了白血病，习书记还专门来看望慰问。在当时那样的情势下，习书记的宽容与信任犹如春风化雨，感动和激励着我们再次出发。
习书记对干部的关心爱护，不仅体现在对像我这样犯过错误的同志身上，更体现在他对干部的使用上。过去大家有一种观念，闽东穷又缺干部，必须把干部留下来。但习书记却主张把干部输送出去，通过多岗位历练，培养和锤炼干部，他们不仅能为闽东未来的发展助力，更能在更多领域发挥才智。而且这样一来，本地的干部也能一批接着一批地脱颖而出，成长成才。现在看来，他这种干部队伍建设思想是极有远见的。
虽然习书记在宁德时间不长，但宁德人民都把他放在心里，他和宁德的感情是很深的。习书记调任浙江省长之前，到福州机场去送他的人当中，三分之二是闽东干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的理念，您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杨有志：宁德各方面条件非常艰苦，但习书记当时满怀信心，要带领闽东干部群众改变命运，所以他结合实际提出了“滴水穿石”和“弱鸟先飞”两个理念。
当时，宁德干部的精神状态不好，因为经济一直是“老九”，干部提拔没有机会，待遇最低，所以觉得发展无望，提不起干劲。习书记提出做到“弱鸟先飞”“滴水穿石”，首先就是为了激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这两个理念，就是强调不要跟别人攀比，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要接受落后的现实，但决不能自甘平庸、无所作为，而要鼓起干劲，要有“先飞”的劲头，有“穿石”的韧劲，坚持不懈地干下去。习书记这样一点拨，大家都受到启发，精神状态就很不一样了，干劲儿就起来了，而且也有了久久为功的韧劲。习书记走了以后，陈增光同志接任地委书记，提出“人一我十”，人家付一分力量，我们要付十分力量，拿出这样的精气神来发展闽东经济，这就把习书记“滴水穿石”的精神传递了下来。习书记在闽东虽然时间很短，但他的精神财富得到了发扬和传承，这个是实打实的。在闽东人民的心里，习书记的影响是扎下了根的。
采访组：您后来到省直部门工作，习近平同志是省委领导，您和他还有工作接触吗？
杨有志：我1994年到省海洋渔业厅工作，习书记那时已经是省委副书记，分管农村工作，海洋渔业属于农口，所以我们接触还是比较多的。在他当省委副书记和省长期间，我感到他有三件事对福建贡献很大。一是着眼未来，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数字福建”，开启福建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序幕。二是治理餐桌污染，狠抓食品安全，特别是农副产品安全，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三是大力提倡保护自然资源，这与我们海洋渔业厅工作密切相关。海洋污染、超强捕捞能力导致的海产品资源破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自然恢复很难。习书记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高度重视，还亲自参加在闽江放流中华鲟。
还有一点，当时我们福建的海产品生产量已经上来了，但加工、销售、流通等环节还没有大的突破，产值一直不高。习书记在全省提出，生产环节上来之后，很关键的就是流通与加工，要在这些方面花大气力，这样农民才能够增收。实践证明，海产品深加工大大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老百姓得到了增产增收，形成了良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