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多年前，朱熹在诗作《精舍》中写道：“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这里的“山中”指的是武夷山，“琴书”寓意着山居的生活，包括著述、讲学、授徒和交友等，友人中则包括陆游、辛弃疾这样的宋代文化大家。
冲佑观今景（衷柏夷/摄）
朱熹、陆游、辛弃疾先后多次主管武夷山冲佑观（朱熹两度、陆游四度、辛弃疾四度）。他们被当地人尊称为“三翁”（朱晦翁、陆放翁、辛瓢翁）。他们是文学家，也是茶人、美食家，三人在武夷山留下了相遇相知、谈儒论道、报国为民的千古佳话。
朱熹自画像。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武夷山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寄情山水 笔承春秋
淳熙十年（1183年），53岁的朱熹选择在武夷山九曲溪五曲侧畔隐屏峰下，建武夷精舍。五曲流水中有一座石岛，“巨石屹然，可环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当中科臼自然如灶”（朱熹《武夷精舍杂咏诗序》），朱熹把这块巨石命名为“茶灶”。
著书讲学之余，朱熹常和四方士友或弟子，漫步流连九曲溪畔，登临五曲巨石，留下无数生动故事。清代著《武夷山志》的董天工写的《茶灶》诗句“试茗寻仙灶，赋诗夜未央”，描绘的就是朱熹等人登石煮茗、赏景赋诗，至深夜仍流连忘返的情形。
茶灶石（吴心正/摄）
我们来看一看朱熹的《茶灶》：“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
《茶灶》书法拓本（衷玲英/供图）
《茶灶》全诗不拘泥于文人们汲水烹茶、寻茗赋诗的一般场面，而是看似随意地讲述远古仙翁遗事，让五曲水中的茶灶石笼罩在神秘之中。
后来，朱熹请来石匠在五曲巨石上镌刻“茶灶”两个大字。石刻南向，幅面60×150厘米，每字50×40厘米，距水面高度120厘米。
朱熹《茶灶》受到同代人和后来者的追捧，如杨万里、袁枢、陈梦庚、蔡廷秀、董天工等人都有应和唱咏之作。比如，朱熹的好友，南宋文学家、诗人杨万里诗赞：“茶灶本笠泽，飞来摘茶国。堕在武夷山，溪心化为石。”将茶灶石比喻为武夷五曲之心。另一位好友，南宋史学家袁枢诗云：“摘茗蜕仙岩，汲水潜虬穴。旋然石上灶，轻泛欧中雪。清风已生腋，芳味犹在舌。何时棹孤舟，来此分余啜。”表达了对武夷山水、茗茶的留恋。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绍兴）人，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武夷山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陆游、辛弃疾虽不见吟咏以《茶灶》为题的诗，但也有不少品茗论茶诗词涉及武夷茶，陆游有《闲游》诗“平生长物扫除尽，犹带笔床茶灶来”，《喜得建茶》夸赞“舌当常留甘尽日，鼻端无复鼾如雷”，在《雪后煎茶》中描述“雪腋清甘涨井泉，自携茶灶就烹煎”等。辛弃疾作有《临江仙·试茶》词句“饮罢清风生两腋，余香齿颊犹存”等。喝茶这件普通百姓家的寻常事，在古代文人们的笔下却显得意趣盎然。
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山东历城人，南宋豪放派词人、将领。（武夷山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朱熹、陆游、辛弃疾等文化大家常常相约在茶灶石上，烹茶品茗、谈儒论道、吟诗作对，留下许多广为流传的诗词佳作。
淳熙五年（1178年），陆游在建安（建瓯市）提举福建茶盐公事，此时朱熹提举冲佑观，二人相聚武夷山中。离别多年之后，陆游写就四首《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回忆在武夷山的日子，留下“山如嵩少三十六，水似邛郲九折途”“身闲剩觉溪山好，心静尤知日月长”等诗句。
《宋史·辛弃疾传》记载，辛弃疾和朱熹同游九曲溪，辛弃疾写下《作棹歌呈晦翁十首》：“……试从精舍先生问，定在仓牺八卦前。山中有客帝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
武夷山天游峰俯瞰五曲行筏 （朱燕涛/摄）
这些诗句展露了“三翁”寄情山水间、心游尘世外的心境，记录了他们寻芳武夷、问道武夷的足迹。
武夷山水是最常见的吟咏主题。令人称奇的是，“三翁”都围绕幔亭胜景留下不少佳作。
冲佑观在幔亭峰下，朱熹《九曲棹歌》开篇写闽越时期的幔亭招宴：“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能让朱熹如此高看一等，可见幔亭“神仙会”的分量。据《武夷山志》记载，这是古代武夷山祭祀神仙武夷君的盛会，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举行。
幔亭（彭善安/摄）
陆游《游武夷山》中的“少读封禅书，始知武夷君”和《初入武夷》的“未到名山梦已新，千峰拨地玉嶙峋。幔亭一夜风吹雨，似与游人洗俗尘”都是记述他游览幔亭、追寻仙踪的诗句。
朱熹和辛弃疾同游九曲溪，辛弃疾诗歌《游武夷作棹歌呈晦翁》中也有幔亭峰内容：“山上风吹笙鹤声，山前人望翠云屏。蓬莱枉觅瑶池路，不道人间有幔亭。”
他们笔下仙凡同乐的故事，成为描画武夷人间仙境的经典之作。
武夷精舍（吴心正/摄）
以民为本 志同道合
朱熹、陆游、辛弃疾有时虽不在一处，但联系密切、政见相合、惺惺相惜，不仅都有儒家济苍生、安天下的民本思想，而且均为坚定的“抗金”主战派。
五夫兴贤书院（吴心正/摄）
早在乾道四年（1168年），闽北多地发生灾情，朱熹就劝豪绅发放存粟，以平价赈济灾民，仿效古时做法办社仓。三年后他在武夷山五夫镇建成广受赞誉的“五夫社仓”。社仓侧方有一口与地面平行的四方井，当时为防火之用，被称为“赈灾井”“民心井”。这是朱熹民本思想的重要见证。
朱子社仓 吴心正/摄
淳熙七年（1180年），辛弃疾任南昌知府兼江西安抚使时，江西各地因旱灾饥荒严重。辛弃疾仿效朱熹做法，向当地豪绅借余粮、筹资金，并千方百计从外地买粮。《宋史·辛弃疾传》还记载，辛弃疾发榜通告：“闭粜者配，强粜者斩。”严禁囤积粮食、哄抬物价，违反者实行发配甚至问斩。这些措施很快收效，当地受灾百姓平安度过饥荒。
此时，朱熹也在江西做官，管辖之地永修、都昌旱灾严重。辛弃疾闻讯，将官府和商人借粮调剂部分运去，解了朱熹燃眉之急。朱熹立即开设粥厂，救济大批灾民。灾情一过，又兴修水利，建立社仓。
而同一时期也在江西为官的“三翁”之一陆游，却因开仓放粮，奏请朝廷赈灾，获“擅权”罪名，被罢官职回到浙江老家。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被推荐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正值浙东发生灾荒，朱熹通过各种渠道征集赈粜米粮，救济灾民，奏劾救灾不力及不法官员，得罪了一些士大夫。陆游闻悉后，特地赠诗一首《寄朱元晦提举》，“劝分无积粟，告籴未通流”“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对灾民饥苦和官府无能的绝望之情溢于言表，声援朱子，支持赈灾。
朱子社仓（小玲/供图）
朱熹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期间，赈济灾民、弹劾贪官所取得的成果显著，得孝宗皇帝褒奖，他的社仓赈灾办法缓解了灾情，使饥民无断饮之忧。随后，朝廷将朱熹呈请的《社仓法》，“颁诏行于诸州各府”，广惠天下百姓。
建宁府五夫社仓记（小玲/供图）
在“抗金”大业面前，朱熹、陆游、辛弃疾等三人既有文臣的苦谏，又有武将精忠报国的英勇豪迈。陆游40多岁时穿上戎装，亲赴前线征战。辛弃疾更是几番沙场杀戮，“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朱熹评价他“是一帅才”。
但辛弃疾这样的帅才却屡遭朝廷主和派排挤、打击，贬至武夷山冲佑观担任赋闲的提举，失去“英雄用武之地”。朱熹对辛弃疾遭遇的不公待遇十分不解：“但当明赏罚而用耳！”陆游也鸣不平：“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
这些“抗金”主战派人士壮志难酬。武夷山下，他们“梦里挑灯看剑”，在茶灶石前空留壮怀激烈的前情往事令人感怀。
所不朽者 垂万世名
一生多忧患、坎坷的“武夷三翁”，在武夷精舍时光是难忘的，三人的知遇也最为难得。
武夷山摩崖石刻（吴心正/摄）
晚年朱熹陷“庆元党禁”，处境艰难。声名黯淡之际，许多见风使舵者与朱熹断绝关系，有的门生甚至投靠他人。
但陆游、辛弃疾与朱熹始终惺惺相惜，保持深厚的友情。
辛弃疾写信慰问朱熹，朱熹回信中以“克己复礼”相勉。冬天朱熹寄茶饼、纸被给陆游。陆游写诗“木枕藜床席见经，卧看飘雪入窗棂”暗示抵御严寒的心情。特别是朱熹去世，朝廷明令不得纪念时，是陆游和辛弃疾这两位文坛泰斗挺身而出，他们的悼友表现和悼亡祭文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
陆游寄出悼文：“捐百世起九原之思，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忘，庶其歆飨！”
辛弃疾哭于灵前：“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然犹生。”在朱熹生前，辛弃疾的《寿朱晦翁》即作出评价：“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评价之高和认知之深，当时无人可及，在朱熹名声大噪之前可谓振聋发聩。
武夷宫秋色。（陈美中/摄）
武夷山水间，朱熹、陆游、辛弃疾三人的相遇相知，像“茶灶”的仙翁遗事一样，值得永久回味、永久传诵。
（作者：张晓平）
（出品：“学习强国”福建学习平台、新福建客户端）
参考文献
《宋史·朱熹传》《宋史·陆游传》《宋史·辛弃疾传》
董天工（清），《武夷山志》
萧天喜，《武夷山文化丛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