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艳明
这可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小银行那种靠表外业务及同业业务为主的盈利模式——积累的风险有多大？一边是它们从创新到套利工具的同业存单在“缩水“，一边是存款业务规模难有突破，其负债之路在何方？
同业存单市场再接到监管令。5月11日，央行拟于2019年第一季度评估时将资产规模5000亿元以下金融机构发行的同业存单纳入MPA考核。至此，MPA考核将覆盖市场上所有体量银行。
杨亮对同业存单市场的风云变幻深有感触，他作为西部地区某小型农商行金融市场部的主管，从属地到北京设立分部主攻同业业务，再到他从北京回到总部所在地，历时仅仅一年多。
同样，作为见证了同业存单自2013年12月面世，历经2015、2016年的疯狂生长，再到目前的逐渐“瘦身”，行业正本清源的同时，中小银行的负债端融资也是杨亮们要面对的新课题。
“京漂”“沪漂”银行回老家
同在业存单市场历经一年多的严监管之后，5月11日，央行发布的2018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拟于2019年第一季度评估时将资产规模5000亿元以下金融机构发行的同业存单纳入MPA考核。
5000亿元以下资产规模的商业银行集中于城商行、农商行及农合行、村镇银行等。在此之前，央行已于2018年一季度起，对于资产规模5000亿元以上的银行，将发行的一年以内同业存单纳入MPA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进行考核。如此，MPA考核将覆盖市场上所有银行。
受MPA考核压力，资产规模5000亿以下的银行的同业存单托管量在接下来一年内或将逐步收缩，面临缩减资产负债表的压力。
而杨亮所在的农商行资产规模位于5000亿以下，面临考核的压力。“将会制定计划逐步压缩。”
除了压缩规模，杨亮所在的银行已经撤出北京。2017年7月，记者在金融街威斯汀酒店的财经论坛上遇到杨亮，彼时的他还在论坛茶歇时间与参会的专家学者、金融机构高管热络地交换名片。而在2017年底，其所在农商行就匆匆撤回了所在地。
杨亮所在的农商行在北京设分部，并未得到当地银监局的批准，也即“非持牌银行”，指银行在异地设立部门、部门分部或业务中心，不受当地银监局管辖，业务数据报送给总行（法人）所在银监局。
“同业业务快速扩张的时候，很多地方城商行或者农商行在没有设立异地的分支机构的前提下，在一些相对金融资源比较发达的地方，如北上广设立一些业务部门来做一些同业业务，在异地成立业务团队，或者是营销资产的部门。”杨亮解释，其所在的银行在2016年下半年刚刚在北京设置团队，招兵买马。谈到撤回的原因，杨亮称所在的银行因“经营性”原因撤回总部，他在跟同业人士交流时，大家反映各自银行属地的银监局也有召回的情况。
除了部分“经营性”原因，“非持牌银行”大幅撤回或与原银监会在年初发布的“4号文”有关，今年1月13日，原银监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银监发〔2018〕4号文），明确将“未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网点，包括异地事业部、业务部、管理部、代表处、办事处、业务中心、客户中心、经营团队等，并从事业务活动”，定义为“违法违规展业”行为。
区别于“非持牌银行”，“持牌”指银行设立分支行和专营机构，经当地银监局核准。在上海设置分行的“持牌”城商行人士对记者称，2017年底，有多家银行撤出上海，而到了2018年年初，有监管方面牵头的清理。
“2017年底，陆家嘴很多非持牌机构已经都撤走了。年初时候业内盛传陆家嘴房租下降，可能主要与金融同业的这些非持牌机构都撤离上海有关。”
该城商行人士表示，“4号文”尚未发布时，监管方面已要求明确业务归属，“业务到底是总行做还是分行做；比如看这个合同上的章是盖谁的，如果是上海分部在做业务，就盖上海分部的章；如果总行做，就盖总行的章。落实总行做的，上海分行就不承担的责任。”
记者就这一问题求证上海银保监局，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应。
不过该城商行人士也对记者称，央行的新考核对其影响不大，“早在去年的三三四十银监出了文件以后，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了解，如果把同业存单纳入到同业负债的话，是否超过了1/3的比例，我们一直在跟这个数据，目前为止还没有受到多大影响。”
另外，非持牌银行撤走后，行业人员的就业可能会是难题。“当时我们在北京设机构，员工很多都是在北京招聘的，现在撤了，北上广毕竟是一线城市，在北京的工资系数跟当地也有很大差别，让人回我们小城市不现实，所以大部分员工选择了离职”，不过杨亮也表示，这个行业可能除了领导层之外，一般员工跳槽不太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