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央的号召，许多高校越来越重视智库建设，但要找到合适的智库带头人其实并不很容易。有几个高校包括北京大学、中科院大学和厦门大学知道我的愿望后都表示很欢迎我去它们那里，最后我选择到厦门大学，除了那是我的母校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母亲就住在厦大，年老多病，今后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陪老人家、尽尽孝心。
厦门大学已决定组建“全球开放型经济研究中心”，由我担任负责人;厦大经济学院还与中科院大学经管学院共建了“中国服务经济研究中心”，也由我担任主任。从这两个中心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我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
第一财经：最近两年我们目睹了很多所谓“黑天鹅”事件，比如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自传，她下台的很重要原因就是反对英国加入欧盟，但去年却发生英国通过公投脱欧，你还要坚持研究“全球化”这个方向吗?
沈丹阳：“全球开放型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后，一个研究重点就是要研究各个经济体如何以开放促发展。尽管全球化从提出到今天，一直伴随着反对的声音，但我们心里要有数，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
当然，现在情况确实有些不一样。过去，这种反对声音主要来自民间、企业和学者;现在，则蔓延至一些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机构了。这有点类似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砸机器，因为机器抢走了他们的饭碗，但工业化趋势毕竟挡不住。
我相信这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短暂插曲，毕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和问题存在。问题包括全球南北分化、东西分化加剧，许多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所产生的问题，也包括“蛋糕”做大了，如何把“蛋糕”切得更公平、更合理的问题等。但如果全球化不继续推进，“蛋糕”一定做不大，最后大家还必须回归到把“蛋糕”做大这个轨道上来。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证明，如果没有“开放”，就没有今天的发展成就。发展到目前这样一个阶段，要解决自己各种发展中的问题，仍然离不开全球化，仍然要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并且推动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就符合这个逻辑。
好在绝大多数的政府还在支持推进全球化和扩大开放。去年11月份，加拿大和欧盟签署了一个新的高水平的自贸框架协定“加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其中有很多新的主张，包括坚持开放的外资和贸易政策、开放的移民政策等，代表了未来推进全球开放合作的正面力量，有可能成为推动下一阶段全球化规则的一个新导向。
总之，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是大势所趋，是潮流，不是要不要研究的问题，而是如何多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