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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对话沈丹阳：中国依然需要“开放”
记者 郭丽琴 发自北京
第一财经：你回到高校主要是个人选择还是组织安排?建智库主要方式是什么?有何具体目标?
沈丹阳：这件事酝酿了比较长的时间，可以说是个人意愿与组织安排相结合而成的，厦门大学和商务部都支持，认为这是件好事，所以我是经组织批准正式调动的，并非“辞职”。
我负责筹建的两个“中心”，都是新型高校智库，今后可能更多的是做资源整合式的研究，会尽量吸纳本学校以外“官、产、学、研”的各类优秀人才参加。这类研究人员，并不把关系转入“中心”，而是以短期兼职参与由“中心”牵头的课题和项目研究为主，需要吸纳很多社会力量参与。我并没有给自己设定很高的研究目标，还是一步步来。目前最重要的是，研究成果要得到各级政府决策部门的认可，真正为国家发挥作用，不能只是把目标定在学术期刊上发发论文或出几本书。
第一财经：经过这些年在中央和地方从事与政策研究相关的工作，你认为最难的问题是什么?
沈丹阳：做政策研究有点像当医生，需要发现病症——判断头疼脑热是否感冒发烧;需要分析背后原因——是吹风着凉还是感染了病毒;之后就得开药。如何开出既能治标又能治本的药方，就是最难的。
具体来说，现在最难或者说最不容易研究透的问题，基本都是体制性问题。既要改革，又不能照搬照抄人家的东西，如何走出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就很不容易。
如何提出精准可操作的政策对策，也是难点。举一个例子，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外贸高速发展，成就举世公认，但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发展中的问题。近十年来外贸政策有不少调整，包括限制性的和鼓励性的政策，出台过程中争议其实都是不小的，如何根据形势变化及时精确调整政策，化解“两难”，很需要智库的智慧，但实际上这方面来自各类研究机构有新意并且能管用的成果非常有限。
第一财经：为何考虑离开商务部，离开之后干什么?
沈丹阳：我其实一直比较喜欢从学者视角审视经济工作。在职业的每个阶段，都曾考虑过做学者的可能性。终于做出选择，返回母校厦门大学教学并筹建新型高校智库，一是国家需要，二是个人情怀，三是学校欢迎。
去年以来中央和中宣部、教育部陆续下发文件，号召建设新型智库。为何中央高度重视新型智库建设?因为国家很需要。这一点我有比较深的体会。虽然现在全国各类研究机构成果很多，但是在政策研究层面，包括顶层设计和具体政策措施上，普遍与政府部门实际需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我本人对从事经济研究一直有相当浓厚的兴趣。在商务部机关工作之前，已经从事多年的研究工作。除了担任近6年的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并兼任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我在国办和地方工作时也做过大量政策方面的研究，承担过很多政策研究课题，出版、发表过不少研究成果，也有相应的职称。加上这几年担任商务部政研室主任，主要工作就是政策研究，所以我到高校做智库工作，实际是一种回归，那是我熟悉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