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2013年以来已有36位中国“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涵盖处长到副部级等各级别的官员，以司级和处级干部居多。反观欧美国家，众多投行高管最终反而向美联储等监管层迈进。
例如，美联储12个地方联储约有三分之一的行长曾是高盛银行家;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和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都曾在高盛任职;英国金融局原主席阿代尔·特纳勋爵(Lord Adair Turner)则曾任美林美银副主席。近日，第一财经独家专访的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Robert Steven Kaplan)，就曾在高盛投行部工作了22年。他对记者表示：“一直希望做公共服务，且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在商界的经验能为美联储提供不同的视角和价值。”
曾任职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现任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金融学教授严弘则对记者表示，“美国业界高管去美联储都是做高层的，而美联储部门主管以下则以学者居多，以前地方联储主席大都也是学者，例如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业界高管去SEC则一般是部门主管。”
某欧系投行人士对记者表示，欧美投行高管对职业生涯后半段的考量标准往往并不是金钱，而是个人理想抱负。“美国没有级别之限，来去自由。业界高管后期会有兴趣到政府部门，加大对政策的影响力”。
高盛：监管层的“黄埔军校”
正如上所述，当今欧美不少中央银行家皆出自顶级投行高盛。
例如美联储FOMC(公开市场委员会)共有12个投票席位，其中“二把手”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曾为高盛服务十余年，担任高盛合伙人及常务董事;此外，2015年3月赴任费城联储主席的哈尔克(Patrick Harker)也是高盛多个信托项目的受托人。到2017年，FOMC投票委员中有四分之一出自高盛系。
一直以来，外界都曾揣测高盛和美联储之间的“旋转门”，不过卡普兰也笑着对记者表示，众多地方联储官员也都是纯经济学者出身。例如耶伦和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James Bullard)，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早年也在斯坦福、普林斯顿等高校任教，而后才进入美联储。
相较于纯学者，自称“非经济学者”(non-economist)的卡普兰似乎更乐于也更擅长与市场沟通。
卡普兰
面对时好时坏的经济数据、令市场迷茫的加息时点，再加之愈发频繁发生的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因此“美联储的确面临重大的沟通挑战”。卡普兰对记者表示，全球增速不断放缓，现实和美联储的预测持续悖离，因此美联储也需要关注与市场的沟通，呼吁不应该过度被短期经济数据波动而干扰，更应该关注长期趋势：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人口老龄化等，这些都使得中性利率下降，使得加息空间收窄。
卡普兰同时也在哈佛商学院任教，他以与大卫·诺顿建立的平衡计分卡理论而闻名商务管理领域，在1992年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上发表后广受好评，此架构能协助公司稳健地往长期目标迈进，并适当地驱动绩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