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水岭
“广州益寿医院”据说仅坚持了6年左右便夭折。关于夭折原因，业界未有太详细的说法。
这一阶段，具体诞生了多少家民营医院，也无具体的统计数据。1990年代，国企改制大面积推开，经济活络，下海成为时尚；同期，1990年代，深交所、上交所成立，股票新生，资本流动加速。
1990年代的前半程，为了提供医疗服务资源，研究院、大医院医生采取了和医院技术合作的方式。“1990年到1995年，医疗技术有一次繁荣，是真真正正的繁荣，也真真正正给老百姓解决了就医无门，解决了有门的问题。”肖正权笑着回忆，当时他自己也曾以技术“走穴”，也就是这一时期，他攒下了后来买北亚医院的钱，“这一时间才是我们这些真真正正的医院的活跃期。”
肖正权“走穴”时，搬至雍和宫的北亚医院，占地三座楼，有280张病床。
到1992年，医院改革也再进一步。《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这一年出炉。相关政策放宽卫生技术劳务政策,体现多劳多得，将医生收入与创收挂钩；以工助医、“以副补主”被鼓励；允许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用于卫生建设；股份制医疗卫生机构也开始允许试办。
此间，在繁荣和政策再度宽松的刺激下，今天很多人批评的“科室承包”开始出现泛滥的苗头，广被诟病的医疗虚假宣传也出现了。
承包模式的发展，和1990年代的氛围关联。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国家改革的重点领域，而1990年代初期，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产业繁荣活跃，而为了搞活市场，合作、承包制全国开展，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职工出现第一次下海大潮。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氛围下，也影响到医疗卫生行业。
在扩大医疗服务资源，以应对越来越多的病患需求背景下，医院的承包制发展迅速推动，科室承包也应时出现。发展到1995年及后期，这一技术合作模式被放大并开始扭曲，以莆田人为代表，街头游医纷纷变身科室承包人。今天所说的“科室承包”开始出现泛滥的苗头，广被诟病的医疗虚假宣传也出现了。“生意就是这样，越做越大，街头游医到承包科室，就是一个转正的过程。”一位莆田医疗人士称，当时承包一个科室需要几十万，而开一家小型的医院至少也得七八十万。
发展到1995年左右，一边是公立医院市场活跃度不断提高，一边是承包科室在铺天盖地铺开，类似于北亚医院的民营医院，虽然技术无需质疑却在逐渐繁荣的经济环境中首次感受到压力。“在这两方的强势夹击下，一些原本发挥余热而设立的民营医院日子越来越不好。因为这些老医生们的观念里看病是救死扶伤，不是一门生意，医不叩门。”公立医院一位人士说。
1996年，丁先生去世，医院开始进入一度的没落期。“院长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涉及到经营思想的方方面面。”肖正权说。2000年末，肖接手时，全院只有9个养老病人，24名医务人员。
业界将1990年定义为：民营医院发展史上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之后，中国医疗市场真正活跃起来了，但也是中国医疗服务变形的分水岭。
承包科室、诊所利用街头广告争抢患者，到1990年代后期，医疗宣传铺天盖地。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开始出现扭曲，医疗信息、医学技术、医学资源不对称大幅出现。
然而，在这一阶段中，多数民营医院、承包科室的个体行医人士，大都在补缺公立医院的缝隙，以进入专科领域为主，为口腔、眼科、泌尿、不孕不育等等领域。在这一阶段中，较大的民营医院床位数在200到300张左右，小的在50张左右。民营医院的分布主以广东、浙江为主。
即使存在诸多问题，1997年，被业界解读为“史上最振奋民营医院信心的政策”出炉。
这份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1997〕3号)。文件提出，将社会办医定位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补充力量。民营医院的补缺角色、社会地位被真正认可。
这年，云南肾脏病医院成立。“我们始终相信，民营医院一定会成为我国医疗事业的强大补充，这也是我们创办这家医院的初衷，也是坚持至今的强大信念。”云南肾脏病医院院长葛树森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