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成本
董保华称，“摩擦成本”是用人单位在经营成本以外所付出的额外成本，专门应对企业用工风险，如“搏炒”和“碰瓷”。
他最反对“双倍赔偿”制度。“劳动者无论是否受到损害，可以在8个方面获得‘双倍赔偿’”，一旦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以用人单位的主观过错和对劳动者损害为前提，这成了引发劳动者获取“双倍利益”等“道德风险”的重要原因。
今年3月18日，一位基层劳动仲裁部门工作人员在上海作学术交流时将此类情形称为“人性中恶的苏醒”。在看来，唤醒者则是“双倍工资”的高额利益诱惑和暂缺的制度漏洞，并由此触发了劳动者的“道德风险”。
这成了董保华不断呼吁的“修法”主张之一，即严格限制“双倍赔偿”，只有用人单位故意违法而且给劳动者带来损失，才能有限度适用。
在董保华看来，该法在“一裁终局”程序设计上只允许劳动者提起民事诉讼，而用人单位则没有相应的起诉权。以及劳动仲裁“不收费”，诉讼阶段也仅收费10元，都在“事实上鼓励劳动者进行诉讼”，并由此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
他分析，用人单位为了降低“摩擦成本”，并应对劳动争议，需要聘请律师，而为了转移和规避“摩擦成本”，则采用了“劳务派遣”和“人事外包”。后者可以解释，为什么“劳务派遣”2008年以来繁荣至今。
董保华对于该法“保护企业不足、过度向劳动者倾斜”的指责，事实上并不受劳动者的欢迎。他“心知肚明”，“要是企业没了，工人利益必然受损”
与之相反的观点是“工人没了，企业照样停工”。
常凯说，该法对企业成本的影响，一种是显性成本，即劳动合同终止补偿和不签劳动合同时的双倍工资，只要用人单位不违法即可以不产生;另一种是隐性成本，主要是企业提高管理水平而增加的投入。但这对于企业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完成自身规范有必要。
他认为，该法对于企业成本影响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劳动合同终止补偿金”。所以东莞市统战部部长曾呼吁废除该“补偿金”。但国务院最新发布的农民工报告称，2.77亿农民工中只有36.2%签订了劳动合同，比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由于农民工占工资劳动者的70%以上，整个工资劳动者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多说也就50%，因此都不涉及“合同终止补偿”。
常凯强调，对该法引发“企业成本上涨”的批评学者、官员迄今没有一位拿出数据来证明，企业的用工成本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如所受该法哪些条款所影响、其增加的幅度，以及在总成本中占据多少比例，而因该法而被搞垮的案例也没有相关论文佐证。“如果有这方面的评估，并拿出数据来完全可以废除该法。” 他坚称。
潜在的风险？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称，在2014年前，上海相关方面要求各区县基层单位提供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打劳动争议官司的记录，但未有记录。
“印象中只有一例进行了劳动仲裁，并且调解成功，”该知情人士说，此类案件没有大规模爆发的唯一原因，在于没有劳动者状告。
但我国多地基层劳动仲裁机构最担心，劳资争议可能会从个案扩展到群体。
我国某省某市在2008年因劳动合同签订问题引发的劳资群体性事件33宗，参与人数达万余人。而2013年，某直辖市某区发生的类似“碰瓷”案件则有7起。去年9月，湖北省十堰中级人民法院的4名法官遇刺受伤被媒体曝光与“双倍工资”相关。
今年2月19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举行过程中，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发言时表示，目前《劳动合同法》存在问题，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损害了我国经济。他直言，“现行劳动合法对企业的保护十分不足，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
包括当月的G20财长会议结构性改革研讨等场合，楼继伟先后4次公开表达了类似观点，并谈及“工资刚性”上涨过快的问题。
常凯曾表示，该法不应为眼下经济下行“背黑锅”。但最近的一次两人相遇中，董保华提出，该法一旦修改会是件技术难度极高、社会影响很大的事情，任何国家没有必要为“找黑锅”而修法。
由于发生在“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牵动中国经济的大棋局，如何避免引发“道德危机”的指摘，令人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