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政协委员、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人口与产业结构是两者差异的一大原因。在人口方面，这些城市的城镇常住人口都包括户籍人口和外来常住人口。所不同的是，长三角城市的户籍人口占比更大，而珠三角城市外来常住人口占比更大。通常情况下，户籍人口的整体收入更高，因此长三角城市的收入水平更高。
根据标准排名研究院日前发布的“中国重点城市吸引力排行榜”，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最大的10个城市分别是东莞、深圳、佛山、厦门、上海、北京、苏州、广州、天津、珠海。其中，莞、深、佛包揽前三。以东莞为例，户籍人口只有190多万，但外来人口达到640多万。
谭刚说，产业形态差异也是一大原因。江浙地区很多集体经济更为发达，也有很多大型的企业。集体经济比较规范，政府财政收入和老百姓从集体经济中所获得的收入会比较高。而珠三角私营经济比较发达，像出租房屋等财产性收入很难反映在统计数据当中。
一般而言，尽管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包括了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但在现实统计中，工资性收入占大头，而从事商业以及获取财产性收入方面，则体现较少。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统计口径的差异是两地的一大差别。江浙集体经济更多，统计比较规范。而广东的小个体经济占比更大，统计不是很规范，小富即安的人特别多，想方设法隐藏收入。“这边的特点是比较低调，不露富，很多收入都是隐瞒的。比如广州作为商贸城市，很多人是一铺养三代，正式收入没有，但铺金又不会体现在收入当中。”
在产业结构方面，彭澎说，珠三角的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很高，比如广州作为传统商都，有很多专业批发市场，从事的就业人口特别多，但收入不是很高。“广东这方面的就业群体特别多。整体上看，长三角的就业素质更高一些。”
东北收入增速慢
从区域分布上说，不同区域的城市之间差别十分明显，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
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京沪之外，大体上长三角收入最高，珠三角次之，福建和山东的城市紧随其后。其中，收入前16名中，除了位居第13的长沙外，其余城市均来自沿海发达地区。
当然也不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都靠前，例如直辖市天津，去年的人均GDP达到了10.9万元，以省份算，位居31个省份第一位，超过了北京和上海。但去年天津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101元，不仅与上海、北京相差很远，而且还排在长沙、武汉、呼和浩特、沈阳、大连等中西部和东北城市后面，在40个城市中仅位列第22位。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产业结构的差异。例如，相比京沪以金融、互联网等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天津则是以重化工业为主。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在居民收入方面显然不如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城市。
专家指出，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同，北方很多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要比南方沿海发达地区低很多。尤其是一些地区主要靠投资拉动和能源消耗为主，而投资主体主要是央企和大国企，在做大产值的同时，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与之同步。
中部6个省城相互之间差距也比较大。其中，最高的长沙达到了39961元，正在逼近4万元大关，与不少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相当，比中部最低的太原高出了1.2万元。
当然这一数据的背后，有强大的实体经济做支撑。数据显示，2006年长沙GDP总量仅位列全国第28，但到2015年，长沙GDP已跃居全国各大城市第14位，9年间上升了14位。这其中当地主打产业装备制造业、文化产业、医药、汽车等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以装备制造业为例，近年来长沙涌现出了三一重工、中联、山河智能等在国内响当当的装备制造企业。
中部的大区中心城市——武汉这一数字为36436元，在40个城市中位居中游的位置。合肥、南昌和郑州三个省会则在3万出头的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上下。中部最低的是太原，位居40个主要城市的倒数第五位。
在西部城市中，昆明、成都和西安领先，这三城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城市的机场旅客吞吐量都位居全国前十名，第三产业较为发达，收入也相对较高。其他几个西部城市则比较靠后，其中，西宁以25232元位居倒数第一，兰州、重庆、贵阳、银川、南宁等也比较靠后。必须指出的是，作为直辖市，重庆的总人口接近了3千万，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若只以主城区计算，这一排名要靠前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