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近日发布长篇报告《下行的长期增长前景：趋势、期望和政策》(简称“世行报告”)，首次全面评估全球经历新冠疫情之后以及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长期潜在产出增长率，对全球经济作出悲观预测。报告称，几乎所有推动进步和繁荣的趋势都在衰减。当前1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将降至2.2%的低水平。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表示：“世界经济面临失去的十年。”面对长期发展的困境与隐忧，世界经济出路何在？或许正如吉尔所言：“一国没法拉动世界经济，必须多国联手。”
经济下行风险增加
世行报告指出，全球经济的“速度极限”，即不引发通胀情况下的最高长期增速，可能在2030年前跌至30年来最低水平。如果不采取措施推动经济增长，2022年至2030年的全球潜在GDP增长率均值预计将比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年均3.5%下降约1/3，降至年均2.2%。发展中经济体的降幅同样巨大，预计将从2000年至2010年的年均6%下降到4%。长期增长前景的持续和广泛下降，损害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其他关键发展目标的能力。
类似的“悲观信号”也在其他主流国际研究机构的预测报告中出现。经合组织发布2023年最新《中期经济展望报告》预测，随着商业和消费者信心提升、粮食和能源价格下降、中国经济重启等利好因素逐渐显现，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去年11月预测的2.2%温和升至2.6%，2024年进一步升至2.9%。尽管如此，未来两年，全球增长前景仍然脆弱，有较高下行风险。俄乌冲突造成的高度不确定性、加剧紧张的贸易局势、处于高位的总体通胀率，继续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也对新的不确定性发出警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今年全球经济预计将增长近3%，与2022年相比略有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说：“金融稳定面临的风险已经增加。”
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发布的《2023年全球风险报告》显示，冲突和地缘经济矛盾已经引发一系列深度互联的全球风险，包括可能会在未来两年持续困扰世界的能源和粮食供应不足问题以及生活成本和偿债成本急剧上升问题。与此同时，这些危机会破坏国际社会为了解决长期风险而开展的各项行动，尤其是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相关的风险。
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领域旗舰报告《2021/2022年人类发展报告》也提到，人类发展指数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的指标。自32年前开发署推出人类发展指数以来，该指数首次在全球范围内连续两年下降。人类发展已经回落到2016年的水平，逆转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大部分进展。这些目标构成了2030年议程，是联合国为人类和地球创造更公平未来的蓝图。
两极分化不断加剧
是什么让世界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世卫报告给出判断：投资增长率和总要素生产率下降，全球劳动力总体呈现老龄化趋势，经济扩张速度也更加缓慢。现在的国际贸易增长比本世纪初要弱得多。在多重不利因素冲击和有限政策空间限制下，全球经济经历了严重的增长放缓。
美国《财富》网站报道分析，年轻技术工人的减少正在拖累全球劳动力增长速度。由于全球出生率下降，这个挑战还会更加严峻。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在世行报告中警告，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导致全球劳动力“增长停滞”，而新冠疫情导致的儿童教育损失，进一步影响了人力资源。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引发的国际关系紧张，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商品和人员的流动，这是影响全球增速极限的另一个因素。
“科技层面，全球面临技术革命悖论：信息技术革命没有带来全球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也没有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张茉楠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可能发挥替代作用，技术迭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边际效益递减，这是技术革命本身的发展规律。换言之，技术进步惠及部分劳动力群体、产业和国家，但也替代了部分就业人群，可能加剧全球发展的不均衡态势。在当前的科技革命中，发达国家掌握的技术更多，发展更快，落后国家难以参与高科技领域全球合作，陷入发展滞后的泥潭。“科技鸿沟”成为全球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困局背后，是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已发生改变。”张茉楠认为，二战以来，世界各国逐渐形成国与国平等交往、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自1990年以来的20多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世界走向繁荣，但现在已举步维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外经济交往战略趋向保守主义。尤其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挑起大国竞争，改变了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开放国际贸易秩序，试图通过“脱钩”“断链”重塑全球化。随着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和中美博弈等国际形势变化，美国继续通过组建排他性的“民主价值观”同盟，在经济领域搭建“小院高墙”，把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带入国际贸易领域，破坏国际贸易秩序，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裂，严重冲击全球化。
“全球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深层原因是世界两极分化趋势不断加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俄乌冲突发生后，芬兰、瑞典申请加入美国主导的北约，西方国家中曾经的中立国家纷纷向美国靠拢，世界阵营对抗趋势明显加强。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问题日渐政治化，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盛行，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宏观经济协调方面进展非常缓慢，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持续恶化。一些国家把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捆绑，把经济制裁作为打压和制约其他国家发展的工具甚至武器，全球原有的供应链、产业链被人为割断。由此引发的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通货膨胀等经济困境，让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也令相对贫穷的南方国家更难在全球资源分配中获益，拉大全球贫富差距。
团结合作是唯一出路
世行报告指出，应对当前挑战，需要在国家和全球层面作出政策反应，这些政策行动需要加强跨境合作，并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资金支持。研究表明，如果各国采取可持续的、以增长为导向的政策，潜在GDP增长率可以提高0.7个百分点，达到2.9%。英德米特·吉尔表示，“全球潜在增长率下降并非不可逆转，可以通过激励工作、提高生产率和加速投资等提高全球经济的‘速度极限’。”
“走出全球经济长期低迷的困境，需要全球各国同舟共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综合研究部主任徐秀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首先，各国政策制定者应当将促进经济复苏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核心内容，为本国的经济复苏创造更好条件。其次，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避免某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外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尽可能实现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同联动，以此达成“1+1>2”的整体效果，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营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
陈凤英认为，当前，全球各国亟须找到合作对话机制，这必须发挥国际组织的重要作用。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越来越将国际机构视作维护自身霸权的工具，对国际合作机构采取“利则用、不利则弃”的态度。由于大国博弈日渐激烈，大国间合作意愿削弱，各国达成一致意见的成本上升，国际组织工作效率降低，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加受限。但全球均衡发展离不开国际组织的作用，在粮食问题、能源问题、难民问题、环境问题等诸多发展问题上，国际组织仍充当着不可替代的协调沟通角色。
“团结合作是走出危机的唯一出路。全球经济增长问题很难依赖某个国家解决，每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必须全球各国共同应对。坚持全球化的正确方向，是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真正通道。”张茉楠说。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亚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亮点。近日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3年度报告》测算，2023年亚洲经济体加权实际GDP增长率为4.5%，较2022年的4.2%有所提升，2023年亚洲经济整体复苏步伐继续推进。亚洲经济体的区域生产、贸易、投资一体化和金融融合进程将加快。
“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世界对亚洲的贸易依存度总体保持稳定，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保持较高水平。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亚洲区域内经贸关系更加紧密。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注重挖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致力于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加强本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对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更强劲动力。”徐秀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