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认为，在这些敏感问题上，上下应该要取得共识。所有的中央部委实际上承担的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重任，地方与部委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共同的责任，一些部门的反对有其合理性。“他们反对的不是开放的尺度问题，而是，上海究竟有没有想明白要做什么。是沿着1978年以来35年的老路走一小步，还是探索新35年高标准改革、高标准开放和高标准发展的新模式而向前迈出一大步？”他相信是后者。
邢厚媛说：“从全局的角度，我们确实需要一块试验田，探索通过改革和开放给我们新的经济增长带来活力的路径。”
因此，监管是必要的。
张汉林提醒说，必须要建立一个对资金、资本进出的良好的监管体系。“不能失去监管，这是最重要的。”
“但监管到什么程度，这是个问题。”王晓红认为，发达国家开放了这么多年也没乱，中国不必过于担心。中国不提高国际化水平就没有前途，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提高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包括体制、机制、法制等方面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着眼于全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从全球经济的大形势来看，自贸区的设立可谓是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