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莫妮卡的海边到洛杉矶市中心的巴士站台，皆是波洛克和罗斯科的招贴宣传，洛杉矶当代美术馆似特洛伊战争中大破木马计的奥德修斯，怀揣抽象表现主义的藏品，面朝大海，喜不自胜。
《新约》说：不可起誓。有起誓，就有背誓。当代艺术的热闹情形也一样，何处有光荣供观众瞻仰，何处必定曾有一场兵荒马乱。
正如马克·罗斯科，生而在世，饱受抑郁精神病痛的折磨，死后画作的价格却令世人望而生畏。2012年5月，佳士得将罗斯科的油画《橙，红，黄》拍出约五亿人民币的天价，并且其作品价格持续走高，一直徘徊在上千万美金的价格。于是，世人又惊叹，为何看似毫无绘画技术的色块作品，能够如此高价被藏家视为珍宝？为何在现世层面上，他已获得了世俗的“成功”，却为何在声名鹊起的时候切断了静脉，以死殉道？
洛杉矶当代美术馆对于罗斯科的回顾展，是一场公开的罗斯科追悼会，或者是一场消费主义与希腊“酒神精神”的对抗。罗斯科气质，务虚，赤子之心。作为一个沙俄时代的拉脱维亚犹太裔，一战还未开始之时，他移民至美国，当时移民美国的犹太裔生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投身商海，赚得盆丰钵满；另一类则是献祭于艺术，离开现世的生活。罗斯科属于后者，青年时期他为了供给自己的生活，演员，场记，侍应，风餐露宿，终于盼到被耶鲁大学艺术系录取，却因高额学费止步。1923年，按照罗斯科自己的话来说，“带着一颗饿扁的肚子”，他来到了纽约。虽然他因大色块而扬名，而故事却始于表现主义，当时盛行的是立体派，野兽派，以及德国表现主义，青年的罗斯科也是众多表现主义画者中的一位，他的作品多是描绘公众空间中独立的个体，孤独游荡的灵魂，空洞的眼神和张力的色块，如他的《地铁》系列——看报的男人，等候列车的女人。他的画作像艾略特的《荒原》一般，冷漠的男男女女生活在荒原，百无聊赖，丧失信仰，放纵情欲，自我舔舐着战争的创伤，如同女打字员同男人结束幽会之后，感慨：总算完事了，完事了就好。
接踵而来的二战，让这个世界流血不止，因为高度近视，罗斯科没有远赴战场，然而与此同时，他的创作也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欧洲反犹情绪高涨，他将自己的名字从Marcus Rothkowitz改成了Mark Rothko，欧洲病了，世界病了，罗斯科也陷入了压抑和不安。他绘画的目标从具象描绘转为精神寄托，他放弃了描绘高楼林立的纽约，空洞无神的男男女女，熙熙攘攘的地铁，开始着手于另一个命题——悲剧。而能够匹配的上罗斯科“悲剧”题材的创作源泉，来自于希腊神话、莎士比亚悲剧以及尼采的哲学。然而，只有敢于直面现世的勇士才足以创造悲剧，懦夫只能创造出闹剧。不得不说，艺术家的创作源泉往往源自“酒神精神”，浅显的“乐观主义”拒绝承认人的悲剧性，追寻挥霍短暂的快乐，“悲观主义”，如叔本华，承认人生的悲剧性，然而视上帝为兄长的尼采跨越了“乐观主义”也超越了“悲观主义”，将“酒神精神”定义为接受人的悲剧性这一前提，接着如何用艺术、宗教来解救生活。罗斯科面对欧洲大陆上对于犹太种族的残害，作品中常常表现出来的是希腊神话中的野兽、叙利亚公牛、埃及雄鹰、半兽人，残忍血腥。何以解忧？唯有艺术。
二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变成了一片废墟，战后的青年们心思迷茫。于是“结构主义”、“立体主义”、“抽象表现主义”、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一齐涌上街头，他们朗诵，穿着黑色高领，听着爵士。与此同时，新艺术运动，也在纽约萌芽。于是罗斯科在经历前期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的转变后，他彻底抛开了图形的限制。极其宽容的创作环境让他狂喜，也让他恐惧，他害怕自己的画被观众认为是“漂亮的画”，他渴求观众站在他的画作前啜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他自己创作时候的内心。时来运转，罗斯科的画作受到追捧，并且他接下了纽约西格拉大厦四季餐厅的订单，他恶毒地幻想着：“这个酒店是纽约最有钱的上流们来吃饭的地方，我希望自己的画能让他们吃不下饭，这样对于我的画，是最高的荣耀。”然而当他带着妻子到四季酒店吃饭之时，才发现对于这些花着巨款享用着大餐的饕餮之徒，艺术品的吸引力远不如一只龙虾大。
现代主义渐渐趋向流行，而马克罗斯科的作品也日渐黑暗压抑。他日渐忧郁，酗酒、吸烟，心脏受损，自闭易怒。声名鹊起的他时常会回忆他的青年时代：当我们年轻的时候，艺术是一件孤独的事，无所谓藏家、画廊，没有艺术评论，那是一个黄金时代，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也没有什么期待得到。也像卡拉瓦乔最著名的那一句“没有希望便没有惧怕”。
1970年，2月25日，一批罗斯科的画作抵达了泰勒美术馆，讽刺的是，几个小时前，他的尸体在他曼哈顿的画室被发现，他挥霍尽了他的才华，最后也未忘记最初的一片赤诚之心，以死殉道。今天，洛杉矶当代美术馆挤满了人，为他的“天价作品”拍手欢呼；可是，那人走时，只有星光相送。
北青艺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