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苏轼后半生在朝为官时间较短，命途多舛不断被贬官外放，其中以被贬黄州、惠州、儋州最为知名。这不仅是因为苏轼作诗自道，而是这三个地方确实对苏轼的影响最大，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同时也为其创作提供了天然良机。自黄州始，苏轼的思想渐渐转向佛老以求得内心平静，荒居野外的东坡、雪堂成为他效仿陶渊明创作的必备条件，由是他开始回归田园，并在精神上逐步隐逸。及至被贬惠州及儋州，他的和陶诗数量渐多，柳宗元和陶渊明被他亲切地称为“南迁二友”。惠州和儋州的少数民族百姓比黄州更多，生活所迫促使他与当地百姓比邻而居，在睦邻友好的居住环境中，苏轼的民族共同意识不断萌发，尤其是在海南与黎子云兄弟等人的愉快交往，更使苏轼融入其间并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苏轼在被贬三州期间所编的《东坡易传》《东坡书传》等传著作品，则从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民族认同感，为其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注入了理论根源。蜀学性情一体而主情的观点融于易学，力求学人平等待人，谦虚自持，尊重个体发展。苏轼在为《尚书》作传的过程中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治国治民理念，其朴素真诚的民本主义思想贯穿全传，熠熠闪光。正是因为有这些朴实且多维的价值观引导，使苏轼在当时尚处于封建社会的北宋年代就已经超然物外，摒弃狭隘的民族观，真正融入民族百姓并与他们相处相知，以真诚回馈真诚，从而形成了民族共同意识。“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在平凡的交往中，与黎族人民相互认可、相互吸纳，彼此趋同；“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 在平等的交流中，与黎族人民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彼此认同；“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在平常的交融中，与黎族人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共同。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既有一体属性，又有多元特征，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有机整体（这就是共同意识）。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这是晚年苏轼在儋州写下的诗句，既表现出生活生态生命的快意，也是他人生心境的绝妙传真。从中我们不难发现，认识理解把握苏轼平等进步的民族共同意识，的确应该杜绝和改变将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截然分割或对立的思维模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从历史看，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而成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历史。这既是苏轼个人的贡献，同时也成为那个历史时代的一抹亮光。
说明：本文推送时为阅读及排版便利，统一略去注释及参考文献，有需要的读者敬请参考期刊原文。
（来源： 中华文化凝聚与传播via民族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