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陶诗及经典传著是苏轼民族共同意识的精神内核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命运及思想观念的重要转折点，经历党争的政治风波后，苏轼的人生观悄悄转向了淡泊无为，谪居期间更以著书隐居自乐。绍圣年间苏轼被贬岭南及至海南后，这种处世态度一直未曾改变。在黄州、惠州、儋州期间，苏轼的蜀学思想不断发展完善，同时也获得了同民族百姓接触的机会，这三州境内都生活着少数民族，被贬地的先后顺序恰好也体现出少数民族占比从少到多分布的特点，其中以海南的民族群体最为广大。苏轼与这些民族群体和睦相处，并逐渐从内心深处接纳了他们。苏轼作为为数不多的被贬“海外”的宋朝高级官员，他以身体力行的示范促进民族间的友好交流，其诗文中所体现的民族共同意识放在今天亦不过时。此意识形成的背后除了苏轼达观自适的乐天性格之外，还与他长期濡染儒家悲天悯人的淑世精神息息相关。
苏轼因言获罪被贬黄州后，内心深处对于有着强大言志功能的诗文体式本能地产生回避，而和陶诗与经典传著成为他这一时期抒写心灵的重要载体。苏轼在被贬岭南、海南时开始大量创作和陶诗。从黄州开始编写《东坡易传》，一直到惠州、儋州仍在继续，《东坡书传》大致完成于海南，可以说和陶诗与经典传著编写几乎贯穿了苏轼的人生低谷期，成为其精神上的重要支柱。
（一）和陶诗：民族共同意识的精神之源
陶渊明作为失意文人，远离官场回归田园是推崇他的隐逸萧散，苏轼亦是如此。苏轼在黄州虽未作和陶诗，但他的诗词中均可见对陶渊明的欣赏及对归园田居生活的向往。比如元丰五年（1082）苏轼作《江城子》词云：“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其词《哨遍》自序云：“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余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词，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这首词首句便是“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相交累。”整首词的内容皆是对《归去来兮辞》重新演绎。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将要离开黄州时依然留恋田园生活，《满庭芳》词云：“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此词说明苏轼同当地民众相处融洽，彼此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及至惠州、儋州两地，苏轼和陶诗的创作频繁见诸诗文。和陶诗的创作是苏轼心灵上回归田园的象征，也暗示着他与民众团结一致，真正融入民间生活。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言：“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这段话体现作者自觉远离官场，摒弃世俗交游，而与周围亲戚邻人保持密切交往的生动图景。苏轼亦是如此，绍圣二年（1095）他又作《和陶神释》诗云：“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甚欲随陶翁，移家酒中住。” 再次言明想要效仿陶潜的决心。他于同年（1095）居惠州时作《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三云：“ 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其六云：“老人八十余，不识城市娱。造物偶遗漏，同侪尽娱墟。”其《和陶还旧居》云：“梦与邻翁言，悯默怜我衰。往来付造物，未用相招麾。”可见他乐意与当地民众交流。正如苏轼所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陶渊明彻底回归田园与苏轼被贬官的政治遭遇是不同的，但他们所表现出的厌倦官场，乐于融入民众的田园情思又是相通的，因此和陶诗是苏轼真正隐居身心的象征。
苏轼到了海南之后所作的和陶诗尤为体现出与当地黎民平等相待，心怀大爱的民族共同意识。苏轼《和陶劝农六首》其四云：“听我苦言，其福永久。利尔锄耜，好尔邻偶。斩艾蓬藋，南东其亩。父兄搢梃，以抶游手。”劝告当地农民使用先进生产工具开垦荒田，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其福永久。其和陶诗《怨诗示庞主簿、邓治中》云：“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宁当出怨句，惨惨如孤烟。但恨不早悟，犹推渊明贤。”在茅屋破旧的生活环境下更加认可渊明的贤士风格。其《和陶和刘柴桑》云：“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竹屋从低深，山窗自明疏。一饱便终日，高眠忘百须。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与邻里和睦相处，高枕忘忧，即使四壁空空犹能淡然处之。正是养成了这样的心境，面对海南风吹雨打的日子，才能神定自若地“我不出门，寤寐北窗。”其《和陶杂诗十一首》其十一云：“今兹黎母国，何异于公乡。蚝浦既黏山，暑路亦飞霜。所欣非自誷，不怨道里长。”诗人已不作任何抱怨，淡定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在海南坦然生活，用苏轼《书陶淡传》中的话总结即是“ 淡高逸如此，近类得道。”苏轼和陶诗的创作不仅用陶渊明的诗旨精神治愈了自己的精神创伤，同时也促使他与民族百姓相处并结为命运共同体。可以说，和陶诗的创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它所体现的隐逸、悲悯与达观自适正是士大夫淑世情怀的体现，同时也成为苏轼民族共同意识的精神内核。
（二）经典传著：民族共同意识的理论之源
如果说和陶诗创作代表了苏轼在精神上深入民间、归隐田园，那么《东坡易传》《东坡书传》等传著的编写则为其民族共同意识注入了理论之源，凸显出更多的人性光辉。可以说，贯穿于黄州、惠州、儋州并附带作者命途多舛的两本著作，正体现出蜀学性情一体而主情论的学派特色，也映照出苏轼大爱博爱的淑世情怀，同时也是其民族共同意识的精神内核。苏轼在黄州《与腾达道书》言：“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 《书》《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诗》。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在《黄州上文潞公书》云：“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旦复沦没不传，意欲写数本留人间。”后来在北归途中《与李之仪五首》之一言：“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苏轼《答苏伯固》言：“某凡百如昨，但抚视 《易》《书》《论语》 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可见苏轼对这几本传著的珍视，认为这是人生的重要成就。可惜《论语传》后来散佚未能流传至今。但通过其余两种传著依然能看出苏轼的治国理念及入世精神。
《东坡易传》是苏氏父子合力而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苏洵作《易传》未成而卒，属二子述其志。轼书先成，辙乃送所解于轼，今蒙卦犹是辙解，则此书实苏氏父子兄弟合力为之，题曰轼撰，要其成耳。”《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苏氏易传》的风格为“推阐理势，言简易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辩，足资启发。”事实的确如此，苏氏的解说比较偏重人事，且用词准确易懂。乾卦《彖》曰：“保合大和，乃利贞。”苏轼借此解释性情观曰：“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辨也，至其一而无我，则谓之命耳。其于《易》 也，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以为利，性以为贞。其言也互见之，故人莫之明也。”充分说明性情一体的观点，性之与情本无善恶之别，言及此就能看出苏轼生命哲学中的乐观豁达从何而出。故乡与他乡对苏轼而言越来越趋于同质，因此他在黄州时还曾悲吟《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 ……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临江仙》词云：“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临江仙》词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然而经历了精神洗礼之后，在黄州的最后一年苏轼改变了想法，元丰六年（1083）与王巩北上相见时，他作《定风波》词云：“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恰是夫子自道。到了惠州时则高唱“不辞长作岭南人”，及至被贬海南，更是在途中高歌“海南万里真吾乡”，完全把自己融入当时当地的环境中。
苏辙解释《蒙》卦的《彖》言曰：“蒙者，有蔽于物而已，其中固自有正也。蔽虽甚，终不能没其正，将战于内以求自达，因其欲达而一发之，迎其正心，彼将沛然而自得焉……夫患蔽不深，则求达不力；求达不力，则正心不胜；正心不胜，则我虽告之，彼无自入焉。”蒙蔽终究会解除，但前提是要认识到弊端，并一心求正才可能消除蒙蔽。这或许是支撑苏轼始终保持清醒的重要提示。苏轼解释《讼》卦《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为：“夫使胜者自多其胜以夸其能，不胜者自耻其不胜以遂其恶，则讼之祸，吾不知其所止矣。故胜者褫服，不胜者安贞无眚，止讼之道也。”这止讼之道实则也是宽恕之道，胜败两方都不骄不躁，方能息事宁人。苏轼解释《谦》卦《彖》言“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表明君子要谦虚谨慎、不卑不亢方能取得成功。这正是苏轼被贬生涯中的处世态度，广受民族百姓的欢迎。《观》 卦六三言：“ 观我生，进退。” 其《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苏轼解释为：“六三，上下之际也。故当自观其生，以卜进退。夫欲知其君，则观其民；故我之生，则君之所为也。知君之所为，则进退决矣。进退在我，故未失道也。”强调君王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个人的进退亦可反映君王的意志，进退不失其道方为合理。苏轼彼时虽身处逆境，但却依然进退有度不失礼节，可谓是雅正君子之所为。苏轼解释《无妄》卦《彖》言曰：“无故而为恶者，天之所甚疾也。世之妄也，则其不正者容有不得已焉。无妄之世，正则安，不正则危。弃安即危非人情，故不正者，必有天灾。”无论何时都不能无故为妄，保持端方雅正才可免灾。苏轼在被贬生涯中的确做到了不怨天不尤人，泰然自若。
苏轼解释《涣》卦《彖》言“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为：“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乱也，溃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乐为此，盖必有逆其性者，泛溢而不已。逆之者必衰，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而归焉。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先王居涣散之中，安然不争，而自为长久之计。宗庙既立，享帝之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所系矣。”也是同样的道理，遵从水的特性不强加干涉，而采用因势利导的方式与之共存。这即是治国之道，也是治民之道。这与苏轼的《自评文》以水喻文的意旨几乎如出一辙。联想苏轼在岭南及儋州的荒远之地，犹能不慌不忙地淡然融入当地民众，就像水一样可以自由流动而不失其“刚中”的性格。水流所及之处，无论高下，不分贵贱，只是以物取形，只求从容流淌，这些品质皆是诗人真性情的展示，也是苏轼形成民族共同意识的根源所在。因为打造一个共同体首先要讲究的就是平等待人，尊重个体发展，这一点在苏轼阐释水的属性上尤为透辟。
苏轼解释《恒》卦《彖》言“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下万物之情可见矣”为：“非其至情者，久则厌矣。” 更进一步佐证自己的观点，唯有真性情才能长久致力于学道而不厌烦，才能化成天下。苏轼的人生正是如此，待人接物皆以真诚为上。解释《损》卦《彖》言“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为“惟益亦然，则未尝不益，益未尝不损，然其为名，则取一而已。何也？曰：君子务知远者大者，损下以自益，君子以为自损。自损以益下，君子以为自益也。”损与益本是事物的两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苏轼认为自损以益下反而是自益，也是表明甘于奉献和乐于奉献的精神。苏轼解释《未济》卦《象》言“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为：“上下方安其位，而不乐于进取，则君子慎静其身，而辨物居方，以待其会。”表明君子处于不利之时依然能慎独以待时机。苏轼解释《中孚》卦《彖》言“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 为：“内无阳不生，故必柔内而刚外，且刚得中，然后为中孚也。刚得中则正，而一柔在内，则静而久，此羽虫之所以孚天之道也。君子法之，行之以说，辅之以巽，而民化矣。”这段话表明内刚外柔的重要性，只有刚柔相济才能教化人民。这与苏轼的治民理念是相通的。同卦解释《象》言“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为：“化邦之时，不可以用刑。”更进一步突出了德化的重要性，一味用刑则不能达到治民化民的效果。凡此种种，可见《东坡易传》在苏轼人生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被贬之后慰藉其心灵，使其精神保持超然独立，同时又能放下姿态与民教化，真正融入当地民族百姓，形成精神上互相依赖，心灵上友爱共通，自觉结为命运共同体。
《东坡书传》的编写可看出苏轼治国理政的民本思想。比如苏轼阐释《虞书·大禹谟》 “帝曰：俞，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为：“君臣无所艰畏，则易事而简贤，贤者遁去，而善言不敢出矣。”说明贤者建言的重要性。解释“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为：“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毁誉，天且以是为聪明，而况人君乎。违道足以致民毁而已，安能求誉哉？”表明为上者不可欺民，要以民为本顺从民意，这就是苏轼的平等待民思想。无论是在朝还是被贬，苏轼都很好地贯彻了这一宗旨，爱护民众一视同仁，绝不欺民虐民，因此受到了民族百姓普遍的尊敬与爱戴。苏轼的民族观念实则就是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的展现，在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概念之前，苏轼就以这种爱民护民、平等真诚待民的朴素民本思想将民族共同意识完整地演绎了一番。
苏轼借为《尚书》作传很好地阐释了其民本主义思想。苏轼阐释《虞书》“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为：“盖始从禹之谏而取益之言，有畏满思谦之意也。皋陶扬言曰念哉，申禹之谏也。曰凡所兴作，慎用刑，广禹之意也。虽成功，犹内自省，终益之戒也。”慎用刑罚，多次内省，畏满思谦才是统治者该做的事情。阐释《商书·太甲下》 “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为：“天下之乱，必始于君臣携离。君以辩言乱旧政，则大臣惧，臣以宠利居成功，则人主疑，乱之始也。”说明守成法的重要性，即不支持激烈的变法，大臣也不必邀宠以居功，如此国家才能太平。苏轼一直推崇正法度而不造新令，即使被贬儋州至晚年依然坚守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与他多年在地方执政的所见所闻有关，切身体验更能知晓民意，更能站在民众的立场去反观政治决策，因此对受新法负面影响的民众产生了更多的悲悯，这是苏轼民族共同意识形成的理论根源。
苏轼阐释《商书·盘庚下》“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为：“鞠人，穷人也。谋人，富人也，富则能谋。贫富相保而居，各以其叙相敬也。此教民厚生之道也。”贫富相保，富能济贫，这才是厚生之道。阐释“式敷民德，永肩一心”为：“然民怨诽逆命，而盘庚终不怒，引咎自责，益开众言，反覆告谕，以口舌代斧钺，忠厚之至。此殷所以不亡而复兴也。”表明统治者要广开言路、善于反省自身才是仁君的表现。阐释《周书·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为：“旧说先知农事之艰难，乃谋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为深戒，何其谋逸之亟也？盖曰王当先知稼穑之道为艰难，乃所以逸乐，则知小人之所依怙以生者。知此，则不妨农时，不夺民利，不尽民力也。这段话先驳斥了旧说君王先知农事艰难然后谋安逸，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乃是君王先知农事艰难，所以享乐的时候就知道小人享乐所依凭的背后是农民的巨大艰辛和劳苦。君王若知晓这一点，就应该不夺农时不尽民力而与民方便。这与孟子不违农时让利于民的观点相似，都是朴素的以农为主的民本思想。统治者以民为本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苏轼阐释《周书·无逸》“（文王）厥享国五十年”为：“使人主不寿者五：一曰色，二曰酒，三曰便辟嬖佞，四曰台榭游观，五曰田猎。此五者，《无逸》之所讳也。既困其身，又困其民，民怨咨吁天，此最害寿之大者。予欲以恶衣食，远女色，卑宫室，罢游田，夙兴勤劳，以此五物者，为人主永年之药石也。”这段话明确说明君主应该摈弃五逸，不困其身亦不扰其民，使民众能够正常休养生息，国家才能强盛，人主也才能健康长寿，苏轼欲借周文王享国日久来告诫后来君王要与民为善。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苏轼在黄州时便效仿陶渊明作诗，在岭南及儋州更是频频写作和陶诗，谪居生活的物质艰苦客观上也为他创作和陶诗提供了现实依据，和陶诗的创作表明苏轼在精神上逐步回归田园。被贬黄州的经历使苏轼的精神得到了洗礼与升华，他的思想开始向佛老倾斜，因此在黄州时便计划创作《东坡易传》《东坡书传》等传著来展示蜀学思想，并一直持续创作，孜孜不倦。这些著作不仅是苏轼贬官生涯中的重要活动，同时也展现了他的政治哲学思想，更可视为他的心灵慰藉。我们透过传著作品看到了苏轼的治国治民理念，看到了他以民为本悲天悯人的儒士风范，在激烈的党争时代苏轼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心怀大爱、心系人民，试图用实事求是的改革让民众从中获利，以谋求国泰民安。可以说，在没有民族共同体这一提法的北宋时代，苏轼用一种至情至性的朴素民本主义思想很好地为我们诠释了这一当今世界的潮流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