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谪居儋州是苏轼民族共同意识形成的天然契机
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十月三日到惠州，当时他已59岁。绍圣四年（1097）二月白鹤峰新居落成，刚要安顿之时，却在五月接到命令，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62岁的苏轼只好留家人于惠州，独与幼子苏过一同前往海南琼州。据说这次被贬是因为绍圣四年苏轼曾写过一首《纵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诗中表现了诗人安闲自适的生活态度，这首诗作后不久，就遭到变法派章惇的强烈报复，将苏轼贬往了更遥远的海南岛。而同样被贬的还有苏辙等人，因为苏轼字子瞻，儋与瞻右部相同而被贬至儋州；苏辙字子由，由与雷下部相同而被贬至雷州；黄庭坚字鲁直，宜与直相类而被贬宜州。这被贬的旧党人士，还属苏轼被贬得最远。从绍圣四年（1097）七月至元符三年（1100）春正月哲宗崩，继而大赦天下后，苏轼得以量移广西廉州，他在海南生活了近三年时间，这段时间也为其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天然契机。
海南省简称琼，别称琼州，位于中国最南端。地处南海、与祖国大陆有琼州海峡相隔的海南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南部海疆，早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就已设置朱崖、儋耳二郡，纳入中原王朝的经治体系。然而，由于位置偏远，唐前舆地志很少记载。到了宋代才有专门记述，《宋史·蛮夷》记载：“黎峒，唐故琼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旧说五岭之南，人杂夷獠，朱崖环海，豪富兼并，役属贫弱。妇人服缌缏绩，木皮为布，陶土为金，器用瓠瓢，人饮石汁又有椒酒，以安石榴花著瓮中即成酒，俗呼山岭为黎，居其间者，号曰黎人。弓刀未尝去手。弓以竹为弦。今儋崖、万安皆与黎为境，其服属州县者为熟黎，其居山洞无征者为生黎，时出与郡人互市。”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平南汉政权后，“设１州和３个军，琼州领５县，南宁军领３县，万安军领2县，吉阳军领３镇。”对海南境内实行全面管理。海南可算北宋境内最南端最偏远的谪居之地了。苏轼从惠州行至广西梧州，听闻苏辙尚在广西藤州，乃作《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诗云：“九疑联绵属衡湘，苍梧独在天一方……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天其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这首诗可以看作是诗人的自我勉励，诗人虽知海南偏远落后，但在精神上依然自我激励，用步入暮年的沧桑来迎接人生即将出现的暴风雨。
果如苏轼此前的心理预期，刚到海南岛，其内心的失望与不安便涌现出来，他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言道：“臣寻于当月十九日起离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军讫者。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臣轼中谢……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掉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无任。”言辞切切，表明他初到海南岛时已做好不再北归的打算，刚远离了瘴疠之乡，又投入蛮荒之远的琼州，苏轼及其亲友或许早已做好心理准备，苏轼此行只怕与北归无望了。由于宋代居住在海南岛的汉族人数相对较少，当地多是黎族人，因此比起黄州、惠州，苏轼在海南与当地民族百姓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他“汉夷一家”的民族共同意识也于此时彻底形成。其形成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生疏与自适：苏轼民族共同意识形成的背景
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六月居儋之初作《儋耳山》：“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馀。” （《 墨庄漫录》：叔党云，“石”当作“者”，传写之误。一字不工，遂使全篇俱病。）的确“者”字更符合平仄，“石”却突出这首诗的本意在赞美儋耳山上的山石，有补天之余的气概。登岸之初，苏轼便因长途跋涉生病了，其《与张逢六首之五》云：“某到此数卧病，今幸少间。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张逢身为雷州守官派人将苏轼送往海南，苏轼作诗报告近况。同年七月初，苏轼谪居儋州后不久就开始买米、买柴、种地，《籴米》：“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再拜请邦君，愿受一廛地。知非笑昨梦，食力免内愧。春秧几时花，夏稗早已穗。怅焉抚耒耜，谁复识此意。”苏轼此时已完全放下士大夫的身份，为一日三餐躬耕力行。同年八月苏轼又作《和陶劝农六首》来劝导当地人学会种植庄稼，序言云：“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粳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作粥糜以取饱，予既哀之，乃和渊明《劝农》 诗，以告其有知者。”他有感于当地人只以薯芋杂米作粥，生活艰苦，因此劝导人们开辟荒田以种稻。其一诗云：“咨尔汉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训，夫岂其真。”汉族和黎族都是大宋的臣民，如果鄙视黎人而不加以教导，又怎么能算得上是真诚相待呢？这表明苏轼一开始就意识到汉黎两个民族真诚交流的重要性。
待生活稍作安定之后，苏轼便开始寻求酿酒之法，他于绍圣四年（1097）九月作《黍麦说》阐述自酿酒的经过，“北方之稻不足于阴，南方之麦不足于阳，故南方无嘉酒者，以麯麦杂阴气也，又况如南海无麦而用米作麯耶？吾尝在京师，载麦百斛至钱塘以踏麯。是岁官酒比京酝而北方造酒者皆用南米，故当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无味。今在海南，取。舶上麵作麯，则酒亦绝佳。以此知其验也。”他认为只有用麦面做麯酿的酒才是佳品。因为拥有自酿酒的手艺，苏轼的生活也丰富起来，《与张逢六首之六》云：“某启：新酿四壶，开尝如宿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风，逐客何幸得此，但举杯属影而已。一笑一笑！海错亦珍绝。此虽岛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怍无已。”有酒便足以谈论人生，过好生活。然而，初到海南时的情景确实不太乐观，开封人张中到了海南，由于十分崇拜苏轼便让他住在破漏的官房，后为之维修，但却遭到朝臣弹劾被黜。苏轼不得已买地筑室五间，绍圣四年（1097）冬落成，取名“恍榔庵”。其《新居》诗云：“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数朝风雨凉，畦菊发新颖。俯仰可卒岁，何必谋二顷。”得此畦菊争发、俯仰自得的风水宝地，也就不用计较那二顷地了。《恍榔庵铭（并叙）》 云：“东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动寓止，以实托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岷峨非庐。须发不改，示现毗卢。无作无止，无欠无余。”再一次申明自己无欲无求、寄托虚空的心智理念。
经过了换屋风波，苏轼的住房问题得以解决，精神上更加超脱了，其《独觉》诗云：“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翛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诗可看作是苏轼在心理上适应了海南生活的写照，并且结尾最后两句引用其《定风波》词句，更加说明他彼时的心态已然与黄州连为一体，互为关照，足见苏轼此时所怀有的寂定无为的心理状态。苏轼《入开元寺》诗云：“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多生宿业尽，一气中夜存……闲看树转午，坐到钟鸣昏。收敛平生心，耿耿聊自温。”《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一云：“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耿耿如缺月，独与长庚晨。此道固应尔，不当怨尤人。”《司命宫杨道士息轩》诗云：“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心态平稳，幽居寂静的生活最适宜疗愈心理创伤，等创伤过后便与生活和解，同时也对周围邻人表现出高度的接纳与包容。
（二）认同与融入：苏轼民族共同意识基本形成
苏轼在海南生活一年以后，已经完全适应了当地生活，尽管清苦但也充满了安定祥和。苏轼《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北海金齑鲙，轻比东坡玉糁羹。”海南种稻很少，当地人以香为业，百姓只能以山薯充饥，玉糁羹是用山药磨碎为羹。南宋林洪《山家清供·玉糁羹》：“东坡与子由饮，酣甚，槌芦菔烂煮，不用他料，只研白米为糁。食之，忽放箸抚几曰：‘若非天竺酥酡，人间决无此味。’”普通的山药粥便能让苏轼体会到人间至纯的美味和至真的情感。苏轼尝到了生蚝的新鲜美味，《食蚝》言：“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虽是戏言，也可看出苏轼对海南风物的喜爱之情。《民国儋县志》中记载苏轼在海南时的言行颇为有趣：
公一日过访黎子云，遇雨，从农家借箬笠戴之，着展而行。妇人儿童相随争笑，篱犬群吠。竹坡周小隐作诗咏其事曰：“持节休夸海上苏，前身原是牧羝奴。应嫌朱绒当年梦，故作黄冠一笑娱。遗迹与公归海外，清风为我袭庭隅。凭谁唤起王摩诘，画作东坡戴笠图。”
儋城东有老妪，年七十馀，尝负大瓢行田野食。《侯靖录》作公负。公问曰：“世事何如？”答曰：“世事如春梦耳。” 公复曰：“ 何如？” 妪曰：“翰林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公曰：“然。因号为“春梦婆”。
公见黎女含槟榔、簪茉莉，戏书几曰：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
海南气候多炎热，公诗曰：四时俱是夏，一雨便成秋。公有占星图，授百岁翁王肱。一日，公往访不遇，书其壁曰：轼来奉谒，往庄未还。
海南风俗，食无肉，出无舆，居无屋，病无医，冬无炭，夏无泉。惟夏无蝇蚊，则可喜也。
东坡戴笠图、春梦婆的故事如今已成为海南当地有名的典故，这都反映了苏轼与当地群众和谐相处的画面。其中的黎子云兄弟是苏轼经常交往会面的朋友，他们无话不谈。
与黎族人士黎子云兄弟的交往是苏轼在海南最为快乐的时光，其《和陶〈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序云：“儋人黎子云兄弟居城东南，躬农圃之劳。偶与军使张中同访之。居临大池，水竹幽茂。坐客欲为醵钱作屋，余亦欣然许之。名其屋曰载酒堂。”其诗云：“城东两黎子，室迩人自远。呼我钓其池，人鱼两忘返。”表现出对于田园生活的喜爱。其二云：“茅茨破不补，嗟子乃尔贫。菜肥人愈瘦，灶闲井常勤。我欲致薄少，解衣劝坐人。临池作虚堂，雨急瓦声新。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鴃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因为对这种诗朋酒友生活的向往，苏轼甚至想要与他们结邻而居，还要学习当地难懂的方言，做一个黎族人。黎子云兄弟的出现不仅排解了苏轼举目无亲的孤独辛苦，同时也让苏轼真正融入当地民族群众的生活中。这对于苏轼民族观念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苏轼意识到黎子云待人接物的盛情，趣味相投之下竟频频拜访对方，《过黎君郊居》诗云：“半园荒草没佳蔬，煮得占禾半是薯。万事思量都是错，不如还叩仲尼居。”这首诗中形容荒草埋没了蔬菜，锅里煮的半是稻谷半是红薯。新旧党争中自己进退维谷，还不如向孔子看齐做个教书育人的先生。黎子云曾慷慨让出环境僻静清幽的城东旧宅为东坡建屋办学，苏轼取《汉书·扬雄传》 “载酒问字”之典故，命名为“载酒堂”，这是苏轼对海南教育的贡献，后来此处扩建为东坡书院，名留千载。
苏轼喜爱饮酒，在海南除了拿椰子汁当酒外还经常自酿酒，他会做椰子酒，喝完酒还把椰子壳做成头冠，《椰子冠》：“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简直是任性自然。其《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尝，遂以大醉，二首》其一云：“天门冬熟新年喜，曲米春香并舍闻。”其二云：“载酒无人过子云，年来家酝有奇芬。醉乡杳杳谁同梦，睡息齁齁得自闻。”酿好了天门冬酒，自然想到黎子云便想邀请对方来饮酒。苏轼《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一云：“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其三云：“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惟逢春梦婆。”可见，苏轼与当地黎族百姓相处得其乐融融。其《访黎子云》：“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疯。”儿童对东坡早已不陌生，小路上欢笑着讲说东坡的故事，可见当地人对苏轼的喜爱。《海外集》之《杂著》篇记述“黎子明父子” 云：“黎子明之子为继母所谗，岀数月。其父年高，子幼，不给于耕。夫妇、父子皆有悔意，而不能自还。予为买羊沽酒，送归其家，为父子如初。庶几颍谷封人之意。”苏轼与黎子云彼此关心可见一斑。
不仅黎子云兄弟善待苏轼，普通黎族百姓也能对他以礼相待。苏轼《和陶拟古九首》其九云：“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问答了不通，叹息指屡弹。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鸾。遗我古贝布，海风今岁寒。”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当地人赠送诗人古贝布来御寒，足见其诚心。苏轼主动帮助当地百姓治病，其《书药方赠民某君》记述：“予在儋耳，民有相殴内损者，不下粥饮，且不能言。予以家传接骨丹疗之，乃能言。又以南岳活血丹授之。”深得当地人信任。苏轼刚到海南时上元夜独坐静思，等到元符二年（1099） 在海南待了两年之后，其《书上元夜游》云：“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苏轼完全融入了当地生活，看到各族群众杂居一起和睦相处，自是欣然。同样是酒醉归来闻见鼾声，这次苏轼不再像黄州作《临江仙》无奈感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反而是大笑而过。可见，苏轼在与当地百姓的和谐相处中真正产生认同，并形成民族共同意识。
（三）明晰与不舍：苏轼民族共同意识深植心中
苏轼在海南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民族共同意识已然深植心中，其诗文中处处彰显着这种至真至纯的民族观念。苏轼《峻灵王庙记》记载：
自念谪居海南三载，饮咸食腥、陵暴雨飓雾而得生还者，山川之神实相之。谨再拜稽首，西向而辞焉，且书其事，碑而铭之。山有石池，产紫鳞鱼，民莫敢犯。石峰之侧多荔枝、黄柑，得就食，持去则有风雨之变。铭曰：琼崖千里块海中，民夷错居古相蒙。方壶蓬莱此别宫，峻灵独立秀且雄。为帝守宝甚严恭，庇荫嘉谷岁屡丰。小大逍遥远虾龙，鶢鶋安栖不避风。我浮而西今复东，碑铭晔然照无穷。
这篇文章写苏轼为峻灵王庙作碑文，而其中的山有紫鳞鱼，民莫敢犯，以及石峰侧面的荔枝、黄柑只能就地而食不能带走，带走这些水果则会遭遇风雨变故，读来颇为有趣。这也可见苏轼对海南风土人情的熟稔。铭文中提到民夷错杂而居，民族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也祝愿此地能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苏轼对海南人民的感情就在这点滴的交往中愈发浓厚。苏轼于元符二年（1099）十一月八日（冬至日）于儋州作《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云：“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明确表示华夷民族间的感情是相合相通的。
苏轼于元符二年（1099）作《千秋岁·次韵少游》词云：“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凭浮于海。”本来是打算乘桴远行，从此儋州为家，终老于海南，但苏轼毕竟家在北方且尚有报国之心，因此他还有北归的愿望。元符三年（1100）苏轼接到朝令得以量移廉州安置，后又移舒州节度副使，未至，后被朝廷允许任便居住。这年岁末苏轼过大庾岭，准备回到内地。《清波杂志》记载：“东坡在海外，语其子过曰：‘我决不为海外人。近日颇觉有还中州气象。’ 乃涤砚焚香，写平生所作八赋，当不脱误一字以卜之。写毕，大喜曰：‘吾归无疑矣。’后数日，廉州之命至。”这则传说也可证明苏轼求取北归的渴望，毕竟北方有亲人朋友，还有他心之所系的中原王朝。然而，在海南生活的三年时间使苏轼对海南风土人情有了深入了解，并与当地群众团结一致，民族共同意识早已深植心中，因此在即将离开海南时才会恋恋不舍，感慨万千。
元符三年（1100）苏轼离开海南前作《别海南黎民表》赠别黎子云：“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表明自己本是海南人的初心，宽慰了朋友的离别之思。同年北归时，苏轼作《答丁连州朝奉启》再次感言：“七年远谪，不知骨肉之存亡；万里生还，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飓雾，稍习蛙蛇。自疑本儋崖之人，难复见鲁卫之士。”重申了自己作为海南人的初心及对海南的无限眷恋。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正值夜里三更时分，苦雨大风也快要停止了，晴天终究会来临，青天碧海本来就是澄澈明净的。海南这片土地上的奇遇太多了，纵使终老于此也无怨言，表明作者在北归之时的恋恋不舍。同时也为海南之行画上了一个生动的休止符。
可见，苏轼从惠州出发经由广西再到海南的整个行程充满了艰辛。而他也是整个宋代为数不多的因党争失利而被贬到海南岛的高级官员、诗人和学者。正是具备了这多重身份，苏轼才能更达观地面对命运的苦难，也更能放下身段走入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去体会他们的艰辛与不易。苏轼初到海南时的生疏与不适随着时间流逝被一一化解，代之而来的是当地人对他的敬仰与包容，这更促进了双方的友好交流。与黎子云兄弟等人的愉快交往让苏轼更加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交游欢饮也正好消解苏轼举目无亲之苦，使他彻底融入当地黎族百姓的生活，继而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种情感不觉化为民族共同意识而频频现诸诗文。有幸北归之时，苏轼依然念念不忘海南的故人故土，自疑本是儋崖人的执念更透出他对海南岛的一片深情与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