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明，西南民族大学原校长、二级教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等。代表性著作有《诗学“活法”考索》《古代五大山水诗人论》《山水诗画自然——中国古代山水诗歌艺术》等。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项目3项。
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
本文原载于《民族学刊》2023年第5期。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公众号立场。
摘要：苏轼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与他自身经历密切相关。被贬黄州、惠州与儋州是苏轼民族共同意识产生与形成的关键节点。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生活困顿与精神创伤使他的思想变得多元，并兼容三教。苏轼沉沦下僚的坎坷仕途让他有机会接触少数民族百姓，作于黄州、惠州的诗文可反映其不断融入当地生活、以他乡作故乡的豁达情怀。被贬海南是苏轼民族共同意识产生的天然契机，他与黎族百姓比邻而居，相识相知，互相扶持，最终形成了汉黎一家、华夷同合的民族共同意识。在贬谪生涯中，苏轼与黎族人民平等交流，互相认可、彼此接纳、互相融合，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苏轼的民族共同意识。此外，苏轼在被贬三州内所作的和陶诗及编写的经典传著为其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注入了精神内核。这些创作表明了苏轼在精神上逐步隐逸田园，谦恭克己，爱民护民，自觉地与他们结为命运共同体。透过诗文我们已然可以看到苏轼真诚待民的高尚人格，而这种朴素的民本主义情结恰恰也是对民族共同意识最形象、最直观的演绎。
关键词：苏轼；诗文；民族共同意识
北宋时期，与中原王朝并存的主要有辽、金、大理、西夏、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北宋王朝除东面临海以外，其余正北、东北、西北、西南皆与这些边疆民族接壤。继而引发了不少政治问题，尤其是宋与西夏及辽之间的战事尤为紧张，但统治者考虑到战争成本与综合国力之间的矛盾，大多选择议和来平息边界纷争。真宗时期的澶渊之盟即是如此。但长此以往难免造成财政负担，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便旨在解决此问题。然而保守派的强大势力致使变法遭遇了重重阻碍，为了推动变法进程，当政者不惜将保守派官员远贬外放以阻止敌对政见，于是，苏轼等一大批保守派官员便不断地被贬往中国南端边远地区。苏轼被贬是其政治上的不幸遭遇，却是其文学上的难得际遇。
苏轼从元丰三年（1080）被贬黄州开始无意识地接触下层人民，他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再贬到惠州、儋州之后，其生存生活与民族百姓深度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华夷一体的民族共同意识。反观苏轼对待境外的少数民族则始终保持着警醒，如他反对西夏对宋朝的侵扰，熙宁三年（1070）作《江城子》词云：“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星含有侵略的意思。苏轼《送子由使契丹》诗云：“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即使当时异国少数民族的知识阶层对他表示崇敬，苏轼内心依然对他们有所戒惧。但苏轼被贬之后接触到本朝荒远地区的异族百姓，却发自内心地同情并爱护他们，主动融入其中。苏轼的平等民族意识在其与民族百姓相处中不断走向成熟，最终达到圆融。苏轼诗文中所蕴含的民族共同意识穿越千年时空，与我们当下所强调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谋而合，令人叹为观止。
一、沉沦下僚的坎坷仕途是苏轼民族共同意识形成的现实基础
苏轼自入京赶考后人生便充满了跌宕起伏。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时知贡举，苏轼、苏辙兄弟崭露头角，被“拔在高等”。苏轼对于国家治理有自己的理念，并且想一展宏图为国分忧，其《进策·策略三》言：“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天下之所以大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英宗治平二年（1065），苏轼入判登闻鼓院，正当事业一片大好时，却接连遭遇夫人去世、父亲去世，后回乡为父守制，再入朝时已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此时正值王安石变法伊始，苏轼后半生的仕途命运从此与变法结下了不解之缘。苏轼本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改革派，他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论道：“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于慎重，则屡作屡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于轻发，则每举每败，不惟人不信，陛下亦自不信而日以怯矣……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轻发者，始若勇，终必怯。”劝告神宗要慎重对待变法之事，不可轻易冒进，且反驳王安石言论曰：“其施设之方，各随其时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诗书所称，大略如此，未尝言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也。”变法必须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些观点显然是正确的。苏轼在《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中明言：“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主张循序渐进式变法本是一条妥善的改革之路，但王安石主导的变法派坚持强硬推进，完全不听异己声音，这使得苏轼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难以施展。
于是，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调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从杭州调任密州，熙宁十年（1077）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移知湖州。然而，苏轼四月在湖州上任，七月却被控告谤讪君王押至御史台狱，精神受到了极大摧残，后于元丰三年（1080）赴黄州贬所任团练副使，直到元丰七年（1084）移往汝州。苏轼于神宗一朝终究没有得到重用，还因文字狱被下狱130余天，这些困苦经历皆缘于他与当权者的政见不合。直到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哲宗继位，高太后听政之后才召回旧党成员，苏轼得以于此年复官朝奉郎。却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合，苏轼仅仅在朝三年（1086-1088）时间，便于元祐四年（1089）自求外放至杭州。元祐六年（1091），苏轼复侍迩英殿，然因诗祸而自求外放至颍州，元祐七年（1092）先移至扬州，又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守礼部尚书，然而仅仅几个月便结束了。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崩，苏轼乞补外移至定州。元祐时期共八年，本是旧党执政，保守派官员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时期，然而耿直的苏轼反对将王安石集团制定的新法一并废除而遭到嫉恨，被不断外放，错失了政治上最有利的时机。哲宗亲政之后绍述神宗之志，力图恢复变法，重用变法派官员，这使苏轼的仕途更加多舛。绍圣元年（1094）苏轼以本官被贬谪至广东英州，后降一官，再被贬往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四年（1097）被贬海南，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被贬海南近三年，后于元符三年（1100）移至广西廉州，后至永州居住，复朝奉郎任便居住，岁末过大庾岭，建中靖国元年（1101）北归至常州因病去世。
由此看来，苏轼的仕途坎坷多因对变法持保守意见所致。不同的政见往往难以融合，虽说北宋治国讲究“异论相搅”，但处于变法关键期的朝廷只愿维护一种声音，容不得异见。于是造成实事求是改革派苏轼长期沉沦下僚，接连被贬官外任。然而，身心俱疲而放浪山水之间的苏轼却创作出了一批文质兼善的文学作品。同时也让苏轼有机会接触到北宋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这种经历既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也使其民族观念在悄然间不断地酝酿。正如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归抵达金山寺后，看到李公麟所绘他的画像，作《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在这三个州贬官近十年之久，一次比一次偏远，一次比一次绝望，因此在人生最后时光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可以说，沉沦下僚的经历既是苏轼民族观念形成的前奏，也是前提条件。被贬黄州使他接触到更多的底层民众，惠州经历使他与少数民族比邻而居增进了解，海南谪居则迫使其与少数民族杂居而日渐融入其中，这屡次贬官的经历使苏轼的民族观念渐趋深入，不觉在诗文中流露出民族共同意识。
唐代刘禹锡有感于张九龄的身世遭遇而作诗《读〈张曲江集〉作》，诗前有一段小引：“世称张曲江为相，建议放臣不宜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地。及今读其文，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刑门，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这段话表明张九龄建言放逐之臣应该贬往不毛之地，官员一朝失意，必然被贬往边远之地而作罢。刘禹锡显然有些怨言，他本身因政治变法失败被贬，尤其能理解这种贬官心理。然而这一作风逐渐延续下来，到了宋代，朝廷允诺不杀上书言事士大夫之后，被贬边地已成为一种常态化操作。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即是这种情形。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记载：“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造竹屋是为了价廉省工。元代江西庐陵永新人龙仁夫《黄州路重修竹楼记》一文提到：“黄为郡，历世称遐陬，非羁人谪客左迁鹚退，不至是间。王公以危言直道获谴，当朝自玉堂而滁而扬而至是州也，江湖魏阙之情，盖不胜黯然。”可见当时黄州的贫穷落后。这段黄州经历自然不比苏轼外放所任的杭州、密州、颍州、定州、湖州等地。黄州之行是苏轼的仕途磨难，也是他接触底层社会及民族群体的一次契机。
黄州位于长江中游北岸，大别山南麓，东连浠水北接团风，西南与鄂州隔江相望。黄州自隋唐以来，历为“州” “府” “县” 驻地，境内主体民族为汉族，此外还有少数民族分布。属于典型的散杂居少数民族地区。既然有如此多的民族聚居，那么苏轼所居之地可能也有他们的身影。苏轼《答李端叔书》云：“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因言获罪后，苏轼反而以隐然众人不被识破而自喜。苏轼《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一云：“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可见其生活贫困。无奈苏轼只好自己开辟东坡种地，自造雪堂接待亲友居住。苏轼除了与当时有身份或官位的陈慥、王齐愈、王齐万、朱寿昌、徐大受、米芾等人有来往外，还结识了黄州本地的几位朋友，如卖酒商人潘丙，潘丙哥哥潘鲠，弟弟潘原，潘鲠儿子潘大临、潘大观，潘鲠两个儿子后来成为江西诗派的主将，市井中人古耕道、卖药商人郭遘，以及当地的农民邻居等人，其余都是下层普通民众。苏轼开辟东坡时，几位朋友热心帮忙，《东坡八首》其七云：“吾师卜子夏，四海皆弟昆。”与当地朋友的相处使苏轼更深刻地领悟了不同阶层百姓的生活，这丰富了他的思想阅历，同时也增强了他适应谪居偏僻之地的能力。
如果说黄州的贬谪生涯使苏轼有机会与普通民众比邻而居，了解境内民族地区的生存状况，那么苏轼被贬惠州则对当地的民族百姓有了更多了解。岭南古为百越之地，岭南即五岭之南，包括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山之南。其地域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以及香港、澳门等地惠州在广东省东南部，自然也在岭南范围以内。惠州在宋代政区划分基本沿袭唐制，北宋开宝四年（971）北宋灭南汉后，仍称祯州，天禧四年（1020） 祯州改名惠州。惠州是一个多民族散杂居地区，境内分布有多个少数民族。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被贬往岭南心中已做好于瘴乡终老的打算，他在去往惠州途中作诗《南康望湖亭》：“八月渡长湖，萧条万象疏。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苏轼虽然仍抱有许国之心，但年老体衰不堪胜任，不禁起了思乡之情。
苏轼初迁至惠州不免要与当地的民族百姓一起生活。当地群众见到苏轼这种大文豪，都对之礼遇有加，苏轼显得格外高兴，作《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诗中的“万户”苏轼自注为“岭南万户酒”。该诗借苏武和管宁的典故说明自己想要在惠州养老的决心。苏轼《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诗云：“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长条半落荔支浦，卧树独秀桄榔园……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作此诗时，苏轼已从合江楼迁居嘉祐寺。他怀念湖北春风岭上的梅花，如今到了惠州又见到松风亭的梅花更是喜不自胜。诗中的“蜑雨”泛指南方海上的暴雨，“蜑”指惠州的蜑户，以船为家捕鱼为生。“蛮蜑”泛指惠州少数民族地区。虽然怀念北方故地，但是有梅花、落月、清樽相伴，多少减弱了思念，反而能与当地群众其乐融融地居住在一起。不久，苏轼便盖起了新居，其《白鹤山新居凿井四十尺遇盘石石尽乃得泉》诗云：“海国困蒸溽，新居利高寒。以彼陟降劳，易此寝处干。但苦江路峻，常惭汲腰酸……我生类如此，何适不艰难。一勺亦天赐，曲肱有馀欢。”虽然天气炎热，但凿井得泉依然令诗人兴奋不已，曲肱尽欢更能看出他对生活的满足。
苏轼到惠州凭借其乐观本性逐渐适应了当地环境。其《与王定国书》云：“某启：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但知识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逐渐适应后，作《与王定国书》云：“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一人、三庖者来。凡百不失所。风土不甚恶。某既缘此绝弃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决心要与当地人一起长居惠州。苏轼《寄虎儿》云：“独倚桄榔树，间挑荜拨根。谋生看拙否，送老此蛮村。”苏轼《答钱济明》云：“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绝嗜欲、节饮食，可以不死，此言已书之绅矣。余则信命而已。” 其《答陈季常书》云：“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貊之邦行矣。’岂欺我哉……自失官后，便觉三山跬步，云汉咫尺，此未易遽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过虑，决须幅巾草履相从于林下也。”半年后苏轼就已完全适应了当地生活习惯，还叮嘱陈慥不用忧虑自己。苏轼《与参寥子》云：“某到贬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细说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一生也得。其余，瘴疠病人。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障气。”表明他已完全融入当地人群，即使瘴疠也不害怕，缺少医药宁可自己亲手种植药材来抵御瘴气侵袭。
蛮荒之地成为苏轼的理想居处。惠州终年气温较高、雨水充沛，非常适宜农作物耕种，也有利于水果种植。宋初惠州百姓就广泛种植荔枝、龙眼、杨梅、枇杷等水果。苏轼到此地后对荔枝尤为欣赏，其《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诗云：“南村诸杨北村卢，白华青叶冬不枯……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尤物生海隅……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苏轼《新年五首》其五：“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探春先拣树，买夏欲论园。居士常摧客，参军许扣门。明年更有味，怀抱带诸孙。”其《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苏轼《三月二十九日二首》：“南岭过云开紫翠，北江飞雨送凄凉。酒醒梦回春尽日，闭门隐几坐烧香。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树暗草深人静处，卷帘欹枕卧看山。”他时常想念荔枝的美味，因荔枝美味而认为南来岭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苏轼著名诗作《惠州一绝》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形容荔枝是惠州一绝，更为岭南荔枝增光添色。
正如黄庭坚称赞他的“和陶诗”而作《跋子瞻和陶诗》：“饱食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道潜《读东坡居士南迁诗》云：“居士胸中真旷夷，南行万里尚能诗。牢笼天地词方壮，弹压山川气未衰。忠义凛然刚不负，瘴烟虽苦力何施。往来惯酌曹溪水，一滴还应契祖师。”也同样是称赞有加，可见苏轼的友朋们都佩服他的大无畏精神。对于这段经历，苏轼自己的总结最为全面，他在《答张文潜》一文中说道：
某启。屏居荒服，真无一物为信。有桄榔方杖一枚，前此土人不知以为杖也。勿诮微陋，收其远意尔。荔枝正出林下，恣食亦一快也。罗浮曾一游，每出劳人，不如闭户之有味也。术不辍服。无咎竟坐修造，不肖累之也，愧怍。家有婢，能造酒，极佳，全似王晋卿家碧香，但乏可与饮者尔。罗浮有道士邓守安，虽朴野，养练有功，至行清苦，常欲济人，深可钦爱。见邀之在此，又颇集医药，极有益也。曾子开、陆农师俱不免，以知默定非智力所能避就也。小儿承问，不欲令拜状烦览也。
他要将桄榔杖送给学生张耒，同时也告知自己在惠州的交游及生活。他生活丰富精神健全，能自己集医药以防病患，各圈层人士皆能与之友好交往。虽然生活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荒服”之地，但苏轼依然能够超脱尘俗，保持精神上的高标独立。杨子怡曾认为：“岭海惠州之贬，苏轼诗歌创作题材发生了明显变化……书剑报国的慷慨之音已被悠然潇洒的江山之咏所取代，忠而被谤的愤懑之情已被知足常乐的平常心所取代。”的确如此。
可见，苏轼在黄州及其惠州的谪居生活悄然间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使他的思想境界变得更加恬淡圆融，加之与佛印、参寥等佛门中人过从相交，三教兼容的思想体系逐渐完成。黄州和惠州境内都分布着少数民族，苏轼日常生活也与他们比邻而居。尤其到了惠州之后，蛮风蜑雨的人文环境使苏轼的思想得到洗礼与升华，与中原友朋的进一步隔离迫使他快速融入当地生活，为当地的民族百姓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比如初到惠州，在惠守詹范的帮助下募集经费，收拾路边枯骨造为丛冢，作《秧马歌》在惠州推广秧马技术以方便农民插秧种稻，造船桥以方便人民出行等善举，都获得了当地人民极大的好感。在这种日复一日孤独难捱的贬谪生涯中，又不幸幼子夭折、朝云去世，这都给苏轼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在这种情况下，苏轼逐渐萌生了随缘委命、达观自适的想法。不幸的生存处境促使他与当地人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互为依存的背后是互相体谅的人格信赖，更是患难与共的精神交融。在这种高度默契的精神共通之下，苏轼诗文中的民族共同意识正在徐徐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