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苏东坡的文学创作深刻影响到各民族的文学发展，如清儒即已注意到苏东坡对金代文学的影响，称“苏学盛于北”，此后各民族对苏轼的接受更是从未停止。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曾明：苏轼是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得到各族人民永久怀念。他在世时作品便已家喻户晓，并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人所熟知和喜爱。元祐四年（1086）苏辙奉命出使契丹，此行让苏辙深切地体会到契丹人对他哥哥苏轼的崇拜。彼时，贾岛、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作已成为契丹人学习汉文诗词的主流。苏辙出使契丹时，正逢苏轼的诗集《眉山集》刚刚刊印不久，然而苏辙在奉使途中，竟然看到了契丹人翻刻的《眉山集》，可谓尊崇备至。苏辙住进驿馆后，一抬头又看到墙壁上也题有苏轼的诗文，着实让他吃惊。当有人知道他是苏轼的弟弟时，便对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纷纷向他打听苏轼的事情。苏辙将此事写成绝句寄给哥哥。其中说道：“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而当辽国使者进东京办事的时候，竟然会置外交纪律于不顾，私自打听苏轼的居处，跑到住所旁一遍遍大声朗诵他的文章，非要见上一面不可。契丹人知道苏轼豪饮，在一次接待契丹使者的宴会上，苏轼对契丹使者的敬酒略有推辞，这位使者便端着酒杯走到他面前，当场背诵他写的诗：“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以此证明苏轼的酒量。可见他们对苏轼的个人生平及作品已了然于心。说到苏轼对后世民族文学的影响，我们可先以金朝为例。金朝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统治中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封建王朝。金初（建国到海陵朝）文坛尚无本土作家，不得已而“借才异代”，比如由宋入金的文人主要有宇文虚中、高士谈、蔡松年、张斛等人。直到赵秉文、元好问等人登上文坛，才算是真正代表金代文学艺术成就。金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前朝文化的借鉴，其中苏轼的影响无疑最大。清代学者翁方纲《石洲诗话》云：“当日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如蔡松年、赵秉文之属，盖皆苏氏之支流余裔。遗山崛起党、赵之后，器识超拔，始不尽为苏氏余波沾沾一得，是以开启百年后文士之脉。”
▲元 赵孟頫 《苏东坡小像》。（图片来源：人民网）
作为金代文坛后起之秀，元好问对苏轼文章的态度，大致可以代表金代文坛的主流观点。元好问（1190—1257年），号遗山，金元时期著名文学家，《遗山先生墓铭》中说他“系出柘拔（拓跋）魏” 。元好问对苏轼非常仰慕，曾言：“九原如可作，从公把犁锄。”其《新轩乐府引》云：“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他认为苏轼的词不是刻意追求工整，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正因为仰慕苏轼诗文，元好问自己的诗文风格也力求仿效苏轼，杜仁杰《遗山先生文集后序》云：“敢以东坡之后请元子继，其可乎！”杜仁杰认为元好问文章完全可以继任苏轼风格。元代文坛创作主要以散曲为主，诗作则与南宋诗坛有承接关系。明代以传奇戏曲与小说创作为主，民族作家较少诗文著作传世。金代是由东北部女真人所建立的王朝，历史上与此相类的大概就是清朝了。清代满族作家群对苏轼之诗文艺术进行再认识、再发掘，再弘扬、再传播，这其中以满族词人纳兰性德为代表。他的词与苏轼发自内心的主情，灵动飘逸的风格一脉相通，实属同源，他的词也代表着清词创作的最高水准。可以说北宋之后，苏轼其人其作那种海涵地负的浩瀚气象，一直在中华大地上回荡，各族作家或多或少、有意无意间都受到过其流风余韵的沾溉，文脉书香，不绝如缕。
记者：您认为苏东坡的民族交往及文学影响，对于今天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有何启示？
曾明：苏轼以民族平等观对待边地少数民族，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文教事业，教授各族青少年识字作文，仅以苏轼在海南为例，受到东坡先生教益的各族青少年就有数十名之多，有的还取得了杰出成就，如儋州的符确，成为海南岛历史上的第一名进士。有宋一代，海南共出十二位进士，苏轼的教化功不可没。在中国文化史上，苏轼以其非凡卓绝的文学才华和恣意纵情的人格特质，成为中华文化人格的光辉典范，特别是他“华夷合同”“汉民一体”的思想，与今天所倡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谋而合。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根在中华，根深叶茂；中华文化的精髓，本在中华，本固枝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求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苏轼以其不凡的人格魅力，深厚的经学根抵，奇妙的文学创作，平等的民族观念，不断地影响着历代文坛。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2013年10月至2019年0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四川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来源：道中华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