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迎来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华诞，还被称为“考古大年”，这一年全国各地经过审批的考古发掘有1700多项。2022年3月31日，国家文物局揭晓“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揭晓6项“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这些发现填补了研究空白，进一步展现了中华文明风采，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全国广大考古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就此，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三星堆研究和公共考古专家高大伦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访谈时提出：世界考古需要中国方案。
高大伦，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夏商—秦汉考古、博物馆学。发表专业论文100余篇，编著20余部著作。代表作有《夏史物证》《古玉器中所见远古文明信息举例》《尹湾汉代木牍〈集薄〉户口研究》《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等。领导了2005—2006年赴越南考古发掘，组织主持了2003—2018年三星堆遗址调查、发掘、保护规划和2016—2018年四川彭山江口沉银水下考古。近年来，主要致力于三星堆考古、公众考古、博物馆策展和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研究和实践。
“考古热”彰显文化自信
记者：这些年来关心我国每年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的人越来越多。去年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地方媒体长时间多次直播，一时间似乎出现了一种“满城争说三星堆，不懂考古没文化”的氛围。您怎样看待这个现象？
高大伦：这是文化自信越来越强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考古工作，用事实回击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曲解，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仅就今年的参评项目而言，首先，不但文物精美，而且数量庞大。如三星堆祭祀区，当年只发掘两个坑，出土文物就已经惊动天下。我们一直坚信还有坑并极力寻找，但没想到会发掘出6个装满精美文物的大坑。又如，陕西阳陵陪葬坑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而西安江村大墓又再现了阳陵的那一幕，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参评项目学术含量高。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是青藏高原考古发现的遗址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完整、文化类型最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区考古发现典型的阿舍利技术体系遗存，填补了该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湖北云梦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秦汉帝国的文明一开始起点就很高。江西樟树战国墓、甘肃武威吐谷浑王族墓群则表现出中华文明的复杂多样。
考古大国当之无愧
记者：大家知道，近代考古学18世纪末起源于西方。当西方学者在埃及、两河流域、希腊、意大利、土耳其等地大肆挖掘并取得一个又一个轰动世界的发现时，中国田野考古尚未起步。然而，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中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考古大国。抚今追昔，放眼世界，从近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来看，您认为中国考古具有哪些特点？
高大伦：“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发来的贺信，令全国考古工作者备感振奋。
我们把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仰韶文化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之年。但真正由中国人独立主持考古发掘，则是始于1928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当时之所以选在殷墟，就是希望通过科学的考古工作发掘出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殷商文化，把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从公元前841年再往前追踪。殷墟发掘很快就达到目的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考古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发展路径的重大使命，直到今天始终坚持着这一理念。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考古机构和考古学者们转移到大后方以后，仍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四川、重庆、甘肃等地继续进行资料整理和调查发掘。除了少数几个重要考古发现外，中国绝大多数重要考古发现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时，几大文明古国的考古大多已走过了发现的黄金时期。国内外公认，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迈入考古的黄金时代，但连续不间断的大规模发掘则是从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如果说之前是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那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是中国考古的铂金时代。
从这30多年来评出的300多项考古新发现来看，我们会发现：第一，重要考古发现涉及地域广阔，东起黑龙江省、西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今年就有两自治区考古项目入选十大新发现），北起阴山两侧，南到南海之滨。这些项目地域分布之广、地形之多样、气候环境之复杂，是其他几大文明所不具备的；第二，考古年代上至数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下到清代，个别延伸到民国时期，时间跨度很长；第三，考古发现种类繁多，既有农业起源、动物驯化，又有陶器、玉器、铜器、铁器作坊，还有城市、宫殿等诸多文明起源的实证。在文明早期，既有往文明中心汇集，又有向文明四周扩散的文化互动大量例证；既可见到走向大一统巅峰汉唐时期的许多代表性遗址，也可见到各时期不同族群的文化在中华广袤大地的剧烈激荡或徐徐融合。最近十多年，宋元以后的许多发现（如瓷窑、沉船、酒坊、官衙）也评上十大考古发现，这唤起了对晚期文化遗存的关注，也丰富了对文化多样性的认识。
在中华大地上，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明清将近1万年的漫长岁月，考古人以手铲为工具，一铲一铲地将我们祖先文化发展的壮丽画卷逐一揭示出来。在没有文字的文明早期阶段，考古工作者让遗迹遗物说话，尽力从发掘中找到更多的信息。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通过考古发掘证经补史，让历史更生动鲜活。有专家说，那么多的发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仅靠考古资料就可以写出一部既有宏大叙事也有细微观察的“中华大通史”。环顾全球，恐怕难有哪个国家能做到吧。我认为，我们是当之无愧的考古大国。
